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教案.PDFVIP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八月號 總第 29 期 2004年8月31日 中美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 藍勁松 一 前 言 （一）問題的提出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人文學與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年以前，哈佛大學 主持了一次中國的十位大學校長和美國的十位大學校長的會談活動。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 科出身的（現階段北京的領導階層也大都是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理工傳統培養出來的人才），而 參加會談的美國的十位校長除了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 是研究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學者。當時哈佛的校長陸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國文學 的，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學的，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經濟的，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瑞普（George Rupp）卻是一位神學家。」1大學校 長的學術背景有可能影響大學社會批判功能的強弱，因為人文學的精髓之一就在於其「獨具的批判 精神」（杜維明，2002）。儘管人們認識到建設一流大學最關鍵的是學校的運作機制。但是，在 「機制」一時無法改變之前，人們同樣清楚，而且「幾乎所有領導都強調，選好領導班子是辦好一 所大學的關鍵中的關鍵」（朱清時，2003）2 。可見，選擇甚麼「背景」的人擔任大學校長是值得 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正是由於大學校長對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性，所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大學校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角 色，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長》（1926）描述了高 校校長必須培育的各種內外關係，校長作為個人和專家必須培養和展現的各種素質和特徵，分析了 校長崗位的風險和收穫，以及如何實行有效的領導等問題3 。Schmidt, G. P.在《舊時的大學校 長》（1930）一書則討論了1760年至1860年間的美國學院院長們，討論了他們的職務，考察了他們 作為宗教領袖、愛國者、管理者、改革者、學生招募者、籌資者、反動分子等多重角色4 。Harold W. Stoke所著《美國大學校長》（1959）一書詳細論述了大學校長的作用的變化。他認為，大學校 長已開始從「學者型」變成「管理型」，成為「經理型」的校長5 。Cohen Michael D.與 March, James G.合著有《領導與模糊：美國大學校長》（1974，1986）。在該書中他們論證說，由於絕大 多數大學是「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是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因此大學校長很少能做成甚麼事 情6 。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學校長的多重生活：時間、地點、性格》（1986）通過 對對若干大學校長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關人士的800次訪談，揭示了大學校長的經驗與期望，探 討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長們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決策時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 。鑒於大學校長 對高校的發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響，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後對 美國高校校長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查，顯示了美國大學校長群體的基本特徵與變化趨勢 8 （1988） 。其最近的調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學」，這些大學與「研究型大學」不能完全 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 。當然也未見國外的校長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間的比較。 國內對大學校長的研究主要從歷史與理論兩個角度進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進行的個案分析為主， 並集中於著名大學的著名校長研究10 ，後者主要以文獻把握基礎上的理論思辨為主，部分研究涉及 了調查11 。對大學校長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國際與比較教育的視角，這也有兩種取向：其一是對國外 大學校長遴選、辦學與角色變遷方面的考察12 ；其二是對中外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如有研究比較 了大學校長的任職條件和選拔程式（許曉東，1995；周群英，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