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冬瓜.docVIP

父亲的冬瓜 八月十五探望父母，一进门发现八仙桌下卧着一个足有一米来长的大冬瓜，很是意外，然而，当母亲说这是父亲种来的时候，更是成了意外中的意外。 长期以来，在我们这些儿女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笨的不能再笨的人了。 据母亲检举，当年北平和平解放，参加“起义”的国军官兵有选择去向的自由，没有考证父亲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他的首选是带着母亲和大哥想回到仍是国统区的浙江老家，途中经过青岛，被土匪洗劫一空。那些所谓的土匪，其实基本上都是国军残余，于是母亲勃然大怒，便不再往南走，执意要回已经解放了的姥姥家，那便是后来我的出生地——河北蔚县。父母在河北参加了土改，分得了六亩地，从此父亲“放下屠刀，立地成农”，竞也成了贫农中的一分子，第一次与土地打上了交道。按理说，一个败军之将能有如此境遇应该算是不错了，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是令母亲哭笑不得。 六亩地种什么？想必那时也有一个“多种经营”的问题，反正父亲没有种粮食，而是种了香瓜。既然是经济作物，那就得一半为农，一半为商，你得把成熟的瓜摘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据说瓜长得到是不错，只是父亲无论如何也分辨不出哪个瓜熟了，哪个瓜还生的，总是把那些熟了的瓜烂在地里，却把那些生瓜摘下来去卖。如此以来，效益如何可想而知。地经营得不好，家境自然越来越不妙，姥姥便多了些唠叨，而母亲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于是在我出生的那年，父母下决心再次南下，到解放后的浙江讨生活。父亲的第一次“掷枪从农”便如此以失败而告终。 小时候常听和母亲及其周围的女人们说命，无非是在困难面前抱怨命苦，我听了心里总不以为然，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对命运越来越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根本没有下过田的父亲，最终还是逃不出一个农字。 父亲回到浙江，在温州坚持了半年就被淘汰出局，重新回到河北，又不愿意再回到姥姥家，于是就在宣化安营扎寨，做起了临时工。在那里九年，也不知换了几次工作、搬了几次家，反正在我十岁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和平街九天庙。虽然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快乐的百草园。那里有菜地、草坪，有蟋蟀、蝈蝈，在那里我爬过树、捉过虫，还临街高唱“社会主义好”；在那里我听过卞克忠吹牛，看过春忆犯傻，还有那黄昏朦胧的月光下听刘桂莲给我讲美妙动人的故事。······可是就在那年秋高气爽的季节，街道的领导们忽然反复光临我的家，听母亲说，是来动员我们“上山下乡”的。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母亲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整日里惶恐不安。拖延了一个来月，期间母亲还特地到涿鹿、怀来等乡下亲戚家进行考察，但最终的结果是，一家九口，连带家具，被装上一辆大卡车，拉到了河北的边陲——康保。到了那地方，我不知道二哥为什么会腿抽筋，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在这地方呆，我感觉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时正是秋肥马壮的季节，草原上马群翻滚如云，淖里水鸟成群，矮矮的房屋，可以让人飞檐走壁。在那里玩了一个月，父母把所有的家档换成三百块钱，带着我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到来前的一刹那，我们在爷爷生活过的地方安了家。从此，父亲便再次列入了贫下中农的行列。 这回可不再是听母亲叙说了，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种田的本领。不要说犁、耙这些需要驾驭牛马的“把式”，就是像拔秧、插田这些农活，在父亲的手里也会演变出许多花样。他插的秧，竖看满天星，横看五弦谱；让他锄草，草没锄尽，倒把苗锄了不少；他做的番薯垅，那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我就不明白，父亲怎么就会这么笨，我一看就会的活，他怎么就永远也学不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不大种田了，家里的承包田，留给父亲由他去折腾。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只希望父亲能够安安生生地打发日子，根本没指望他能种什么庄稼。可是这些年我回家，总能看见家里有一些东西，什么栗子啦，桔子啦，杨梅啦，还有萝卜白菜等等，据说都是父亲打理来的。如今他88了，曾经与他共事的黄埔同学，走的走，病的病，县里便让他当起了会长，有时候我回家他不在，一问母亲居然说他一个人乘车到温州开会去了。这一回中秋探望，竟然还探出了一个大冬瓜，——不是一个，是一堆。当母亲打开后边的小屋时，我发现里面竟然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冬瓜。 哈哈，我忽然觉得我的父亲越老越能了。 作者：徐时忠， 单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贸易与粮食局 地址：台州市路桥区邮电路1号 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