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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 ——以山东省宁津县为例的个案研究 张东辉 司志宾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催生了“散户+土地”农村经济增长模式，较好地解 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激励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成为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难题。以户籍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代表的新一轮农村经济制度变革 催生了“核心农户+散户+土地”、“核心农民工户+散户+土地”、“县域企业加工点+散户+土地” 等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的进一步完善要求农村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在中国持续了二十多年。 但是，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与农村经 济增长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对这种负相关关系的成因，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 解释。林毅夫（1988）认为，相对于个体小农的分散经营，合作生产具有分工和专 业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时空特性使得对于劳动力的监督和计量十分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经济的管理者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以应对监督难题， 而在分配上则采取“工分制”以解决计量的困难。较低的监督程度和“工分制”的 实行使得偷懒成为社员的理性选择。周其仁（1994）认为，集体化农业除了对社员 的努力激励不足之外，还存在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由于集体化农业的管理者不拥 有剩余权，因此这一产权残缺削弱了剩余权激励，导致集体化农业管理者的激励不 足。陆云航（2005 ）的最新研究表明，统购统销制度对集体化农业的绩效产生负面 作用。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户口粮以外的粮食剩余被政府部门以低价收购，政府 独享剩余的控制权和几乎全部剩余的索取权。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提取了集体化 农业的大部分剩余后，集体农业内部更难建立按劳取酬的激励机制，致使集体化农 业的效率低下。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为标志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激励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使得 广大农民压抑已久的生产热情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村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激励机制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1978-1992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5.9%,增长速度最低的 1984-1988年间也达到了4.1%,分别超过了对应时期人口的增长率(1.4%、1.6%)3.5 个和2.5个百分点,这不但一举结束了中国农产品总供给始终不足的历史,而且较为 明显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林毅夫，1994）。 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在解决了经济体制缺乏激励机制问题 的同时，保留了集体化农业中的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和城乡分 割的户籍制度。随着农村经济实践的推进，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性的弊端很快显现出 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土地对农业劳动力的吸附能力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逐 年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难题， 也是中国政府确定的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所必须解决的难题。林毅夫（2003）在回顾 和比较中国历史各阶段和各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的关系后指出,中国 要在 2020 年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必须转移 2.5 亿的农村 剩余劳动力,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平稳、有序,以避免成为 全国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旧有的农村经济体制恰恰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 现，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便是例证。制度缺陷与管制失灵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的转移筑起高高的壁垒。因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已显得 十分迫切（宋晶，2005 ）。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的新一轮农村经济改革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的继续，二者具有内在联系性。目前，将二者统一于一个框 架下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尚不多见。同时，农村经济增长是在一定模式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