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间想象的节日 - 北京大学中文系.docVIP

作为时间想象的节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陈连山 每年365天任何一天都是一个相等的时间段落。它们彼此之间在现象上有差异（有些日子热一些，有些日子冷一些），但是在自然属性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其中的所谓“节日”之所以能够从365个平凡的日子中间突出出来，在于人们为这个特定的时间赋予了某种文化的属性，为抽象的时间赋予了某种特殊的、具体的想象。而所谓节日民俗，实际就是落实这种时间想象的行为模式，通过民俗活动将人们对节日的想象表现出来。因此，节日民俗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之中的“行为艺术”。节日民俗所具有的价值，应该综合地从各个层面加以判断，不仅从科学层面，还应该从艺术层面、信仰层面综合地进行研究。现代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仅仅依据科学去判断传统节日习俗的信仰层面与艺术层面，是严重的“知识僭越”。知识分子对于民众习俗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 对节日性质的想象 从时间的客观属性上看，是不存在好坏、吉凶之分的。但是，人类根据自身对于不同时间的主观认识，会赋予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涵义与价值。 二分二至四立等八个节气，本来是一年之中大自然的变化周期。但是，阴阳哲学把四季变化视为阴阳不断消长的一个过程。《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注云：“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而相应的仲冬之月则是：“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郑注云：“争者，阴方盛，阳欲起也。荡，谓物动萌牙（芽）也。”从现代天文学观点看，夏至、冬至，不过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在不同位置决定的地球表面接受日照时间最长和最短的一天而已。但是，古人用阴阳哲学分析这两个日子都是阴阳争斗的具有危险性的日子——这种解说为夏至和冬至赋予了一种意义，否定性的意义。这当然是人们对这两个日子进行的一种想象性的解说。正是基于这种解说，我们看到《月令》又规定了在这两个特殊日期臣子们的行为方式。在夏至日，“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在冬至日，“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同样是根据阴阳哲学，春分、秋分被看做是阴阳二气达到平衡的日子，并由此推出一个结论：二分之日适合校正度量衡。《礼记·月令》言仲春之月云：“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与此类似：“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以上春秋两季的“日夜分”，就是春分和秋分。二分之日在天文学上只是昼夜长短相当的日子，跟所谓校正度量衡之间并无客观必然联系。二者之所以被《礼记》作者连在一起，也是从日夜分现象抽象出一个阴阳平衡的哲学普遍结论，然后推理到度量衡。杜台卿《玉烛宝典》正是这样来解释此句：“昼夜中则阴阳平，燥湿均，故可以同度量。”这实际上是通过联想而产生的一个对于时间的想象。 基于人们对不同时间的不同认识与想象，于是一些日子被看作吉日，另外一些则被视为恶日。 正月初一一直被视为一个吉祥的日子。《周礼·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郑玄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谓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后代帝王则在这一天举行仪式，接受百官朝贺。清代元旦承应戏《喜朝五位》想象五位男喜神、五位女喜神等神灵在迎新之日来到人间庆贺圣寿无疆，献上一个大喜字。 而那些具有危险性的日子往往被视为恶日。时间接近夏至的五月午日就是一个例子。《夏小正》说五月要“蓄兰”。其传云：“为沐浴也。”《艺文类聚》引《夏小正》轶文：“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先秦至两汉时代，民众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原本是想象当日所生孩子长大以后会杀死父母。作为恶日，五月五日的性质与五月午日近似，于是二者逐渐合为一个端午节。后来的民间传说也一直延续了端午节是恶日的想象——端午节有五毒出现，甚至变幻成妖怪来危害人类。于是，在《白蛇传》中，人们想象雄黄酒能使蛇妖现出原形。清代宫廷端午节承应大戏《混元盒》和长篇鼓词小说《五毒全传》都是五毒或其他妖怪作恶，张天师等神灵来捉鬼除怪的故事。 除夕也被看作危险时刻，传说有各种妖怪作祟。汉代有神荼、郁垒掌管恶鬼并成为门神的神话。《荆楚岁时记》说新年爆竹是为了避山魈恶鬼。清代北京踩碎芝麻秸的“踩祟”习俗，也是针对除夕鬼怪的。明代内廷岁首供奉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讲述钟馗成神掌管邪魔鬼怪的故事，结局是众神在三阳阁庆贺新年。 这些关于时间的想象既有知识分子对时间性质的哲学想象，也有民众对于时间的宗教和艺术性的想象。这些想象使得节日成为特殊的日子。 既然是想象，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日子都想象成吉日，那不就能省去恶日的各种避讳的麻烦，并赋予人们更多的活动自由吗？历法中的365天是一个时间象征的系统，每一个日子必须彼此保持差异，才能互相区别，才能够构成一个符号系统。有吉日，也有恶日；有平日，也有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