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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制度“扶起”摔倒的老人 2011年10月08日09:24??新京报　　10月5日是九九重阳节。1989年以后，中国把这个秋高气爽、登高望远的一天，定为老人节。可是，重阳临近，却看到有关老人救助的困扰话题，越来越多。这些话题其实很早开始，并且催生了卫生部《老年人跌倒干预指南》等一系列技术指南。它引发更多议论，有人认为，本来引发关注的就不是技术问题。我感觉，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纠葛在一起，乱麻一团。 　　1　教育：立即补上急救课 　　未来的社会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国坚持对一个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会急救的普及。 　　谈救助技术，也要问技术怎么得到。伤害救助，确实只靠道德是不够的，还需要最起码的救助技术。救助不恰当和救助不及时，同样危险而致命。例如美国的跌倒救护，专业人员来，只要判断有一点点颈椎受伤的可能，就会先固定颈部，以防可能的截瘫。假如没有救助技术，很可能动比不动更糟，这是医生都知道、也应该普及到每个人的常识。 　　很多国家的教育法律规定，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不要轻易成为他人的急救对象；小学就进入对他人急救的教育，除简单包扎，还有专家作出细节指导，例如，如何在求救电话中说明所有必要信息；到中学阶段，已经正式学习外伤急救、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等。 　　急救是一门必修课，必须考试，合格可以拿到急救资格证书。在这样普遍教育的基础上，出事就不怕遇不到有资格的人。相反，没有资格证书的人做某些需要技术的急救，在美国是违法的。 　　技术教育也同时兼顾了道德，它并非简单的技术指导，它有大量操练，就是把“冲上去救助”训练成人的本能。遇到紧急情况，受过训的人不但不会怕、不会手足无措，还会像医生护士一样，把上前判断情况和做出处理，认定为自己的本分。 　　在一些中国的救助案例中，大家感慨：老人倒下，很多人怎么只围观而不施援手，反倒会有外国人上前施救。 　　其实，它反映的是双方教育的本质差别。中国几十年没有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教育。没有首先顾及青少年自我保护、顾及未来在社会上的个人生存能力和心理健康、顾及他们个人如何与社会接轨，如何得到自助和相互救助能力？ 　　未来的社会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国坚持对一个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会急救的普及。所以，卫生部出台急救指南，固然是好事。可是，救助行为涉及类似医生护士的操作，需要长期反复的专业实战训练，阅读是远远不够。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急救空白，不仅对学校教育应该有相关立法，亡羊补牢，社会也应该立即建立成人救助训练机构，作为对当下社会空缺的填补。 　　2　保障：个案后的制度安排 　　个人伤害、急救，看上去是一些简单个案，其实牵涉背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避免“没钱治伤”引出诬陷他人的下下策。 　　除了教育制度安排，还有社会救助网络的布局。路人急救毕竟是临时处理，关键还是尽早招来专业救护和送医。美国无论城乡，基本都在专业救护网络之中，打救助电话叫来救护车的速度很快。不过，这种布局也是逐渐铺开的。 　　我家在农区，一切都慢一拍，刚搬来时不熟悉，以为全美急救电话早已布局完成，遇到家人需要急救，打过去才发现911急救电话还没延伸到我家，所幸一定距离内都有救护车站。直到几年后，急救网络才延伸过来。 　　美国在专业急救点没有延伸到的农村，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如警察、消防等，都经训练兼职急救和协助送医。在中国，救助网点的布置，其实也可以通过立法迅速推行。 　　另一个社会救助的构架，是法律对公共场所的各种安全规范，尽可能把意外事故降到最低。很多老人受伤来自公共场所建筑、道路等的不安全。有了法律，受伤害者也有了起诉责任者的依据。 　　几年前，美国新泽西州就有一起对华人的伤害赔偿。 　　事故发生在2006年新泽西州的蒙哥马利市，从华东理工大学退休的沈先生，在来美探亲期间，经常搭乘属市政府运送老年人的公车。有一次，下车时因残障升降机损坏，一名93岁坐轮椅的老人无法顺利下车。升降机已经坏了一段时间，期间都是由同车老人自发协助轮椅上下车，那天，71岁的沈教授也和同车老人一起上前协助，而驾驶员却坐在驾驶座上没动。 　　不料，在过程中，沈先生跌倒在水泥地上，颈椎两处骨折，造成高位截瘫，三个月后选择了回国。2008年，他虽是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仍委托美国律师向法院起诉了蒙哥马利市的市政府：老人专车没有配备适当设备协助残障者，坏设备拖延修理，没有配备受过专门训练的驾驶员，驾驶员没有尽职协助，市政府忽略公共安全，违反了美国《残障者法案》。 　　按美国法律，市政府看到自己显然要败诉，就达成庭外和解，同意向沈先生支付360万美元的赔偿，由政府投伤害保险的两个保险公司共同承担。美国的安全规范覆盖一切公共场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