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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消解审判权威 　　关注国内刑事程序法学或者司法学的人们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到类似下面这样的文字： 　　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作为法律监督者，有权监督法官审判，致使依法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难以实现，司法权威丧失殆尽，法无终局成为见怪不怪的司法惯例。检察官实际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正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如此背离诉讼民主化、科学化、文明化的诉讼机制，其赖以存在的根据早就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中开放出的问题或者进一步的问题域包括：司法为何权威?司法何以权威?检察官是司法权威的维护者，还是消解者?引申开来，追问的问题将波及到审判独立是否必然排斥外力的监督制衡?检察机关拥有审判监督权是否确当?现代诉讼机制的整齐划一是否可能?等等。 　　关于司法权威，还需回溯到问题的逻辑起点，即何谓权威、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权威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它主要是指特定的权力对社会关系主体的支配性，而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性又来源于人们的承认。至于法律权威，我们从法律权威来源的思想史中将会找到不同的答案。奥斯丁认为法律权威的根本来源在于主权者，凯尔森主张法律的权威性只能纯粹来源于法律本身，哈特将法律权威性的最终来源归结为承认规则，拉兹则进一步指出法律权威来源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庞德的关注点乃是法律规则的最终权威来源于它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而以肯尼迪和昂格尔为代表的后现代法学派则欲图从根本上解构法律权威。通过历史性考察，我们会发现，人们对法律权威来源的阐释让人唏嘘不已。为了不再沉湎于法律权威是什么和来源于何方的迷思之中，我们不得不指出，“就法律而言，它的权威性来源始终在也必须在这种矛盾中前行：一方面，它必须体现对一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维护，如正义、平等、公平、效率、自由、秩序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权力为后盾。所以，法律的运行始终就是一个矛盾不断展现和调和的过程。”至于司法权威，通常认为，在社会系统内以司法权为依托，以裁判纠纷机制为核心的维系法律适用的有关价值、理念、制度、机构、角色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在动态活动和静态昭示方面，所具有的对当事人、社会公众的支配力、公信力和令人信服的威望。通俗地讲，司法权威就是司法的尊严，是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 　　如果认为司法权威是权威/法律权威的一种样态的话，或者说司法权威可以证成的话，那么接下来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即：一、司法为何权威?二、司法何以权威?在对开篇引文做进一步追问的同时，并遵循“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对批判对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从知识脉络或思维方式或论证效力或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的学术批评”之要义，亦有免于陷入“明希豪森困境”之私意，本文仅就第二个问题作出部分的回答，重心也就放在了法律监督是否必然消解司法权威上。同时，鉴于中国之“司法”包括审判与检察，为避免引发歧义，下文在谈及“司法权威”如果仅关涉法院时，以“审判权威”替代之。 　　陈瑞华曾言，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致力于引入和移植西方的法学理论。无论是法律概念的表述还是法学理论的展开，无处不浸透着西方法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研究风气扩展开来，导致法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自信，甘愿充当西方法学理论的引入者和介绍者，甚至自甘将中国法律制度视为西方法学理论的“殖民地”。于是，遇到中国司法实践中自生自发地出现的改革经验，法学者总是本能地从西方法学理论中寻找论证的资源，甚至在无法完成这种论证的时候还会运用西方理论展开对改革本身的批评。在知识脉络和价值取向上，开篇引文通篇来看与其说是以普通法为背景的，毋宁说是“唯美主义”的。各国或一国不同地域的司法制度有着它们自己的运行轨迹和周期，它们受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用我们现有的法学概念和范畴几乎无法辨明司法变迁的主线或主导模式。换句话说，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间的司法制度放入时间维度中考察会带来两种损失：一是失去共时性制度分析的精确均衡性，二是失去传统叙述文体的连贯性。司法权威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摆脱一切形式的限制和束缚，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实际上，司法活动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原则、规则和程序，甚至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如果审判权威仅仅意味着法院和法官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案件而不受其他官员的压力，那么恰如波斯纳所说，“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并不显然会以公众利益为重;人民也许只是换了一拨子暴君而已。”福柯也曾提醒，其实赋予法官权威的同时，就已内涵了一定的规训色彩，如果仅仅着眼于法官治理社会的表层，往往会误读法官以及法官治理的机制，认为法官没有任何约束。由于各国司法制度源起、宪政体制、文化传统、司法理念、诉讼制度的不同，在法律监督的选择、建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