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可史密斯论心态史研究课件.doc

安可史密斯论心态史研究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黄明田本文意图处理当代「心态史」历史实践在历史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意义，这里将以安可史密斯（ F. R. Ankersmit ）叙述主义（ narrativist ）观点探讨。一般说来，「心态史」是近来法国年鉴学派（ Annales ）第三代史家诸如勒高夫（ Jacques Le Golf ）、杜比（ George Duby ）、拉杜瓦（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等主张的新历史研究趋向，他们主张历史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过去男人和女人的思考、感觉和经验，探讨他们的行为倾向、集体历史中的无意识层面，这包括了孩童、母亲、家庭、爱、性和死亡的历史主题。然而，此处所提出欲探讨的「心态史」范围并不限于法国年鉴学派，还包括一些新文化史的写作，诸如卡罗．金兹伯（ C. Ginzburg ）的《起司和小虫：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大卫斯（ Natalie Z. Davis ）的《马丁?盖尔的归来》（ The Return Martin Guerre ）1 等等。以安可史密斯的叙述主义观点，此心态史的研究趋向在历史理论的思考上适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写作的向度。　　这包括了心态史研究趋向，在于寻找过去历史写作未曾发觉「粗野的」（ raw ）的历史领域，即未曾被显现的历史，并且此历史往往异于已写的历史。其次，视历史写作是对过去的实在再现（ representation ），此再现展示出一种「实在效应」（ effet de reel ）的动力化（ dynamization ），即每一个时代拥有自身的再现策略，表达他们对过去实在的看法。再者，不在历史写作中铺陈宏观和历史连续的脉络、不承认历史写作是再现过去实在而是再现自身，再现自身产生于史家历史经验的「差异」（ difference ）逻辑，即历史再现反映的过去实在，永远不是真正的过去而是不断与过去实在（前人的历史实在）呈现差异。以下我们分别论述之。一、安可史密斯认为历史「再现」的名称，被视为第三字汇以区别于「描写」与「解释」（后者指 1940 年代后的现代历史学的使用字汇，如覆盖律（ covering-law model ）和「意义」与「诠释」（分析诠释学 (Analytical Hermeneutics) ），在于避免指涉过去实在（虽然「再现」的在以往的用法也倾向指涉实在）。此外，安可史密斯对「再现」字汇的运用，受到当代对于艺术哲学的新见解的启发。即画家呈现一幅风景画、一个人或其它事物等，艺术哲学家视画家艺术的再现对象，不再是被再现的实在自身而是异己（ alien ）之媒介自身，以界定异己之媒介物表达的名称。此种看法也可以在当代艺术哲学家古德曼（ N. Goodman ）身上看到。古德曼曾指出没有比自身更相像自身，因而图像总是比它们欲再现的对象较相像于其它之物。此段话表达出图像的再现通常不是被再现物自身，而是另一个可能的实在。如同当我们说一个拿破仑的再现，意味着展示相像于当他活着时候的状态，我们通常以另一物（文本或图像）代替欲再现的对象，以此说再现自身相像（ resemblance ）于被再现之物，不过另一物永远不是活着的拿破仑。此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承认再现与被再现两者的个别存在，另一方面又以为再现之物是被再现自身视为同一的，并且是同一在被再现物自身。但是，古德曼通常将其同一性的方向转变到再现自身，认为再现不是处理相像而是另一物，此另一物就是再现的词句意义（ denotation ）（即再现自身）。2到贡布里希和丹图研究艺术的根源时的「替换理论」，则进一步要求一个再现非参照人像模型的出现。按照安可史密斯的理解，当我们创造出一个「人像模型」（ dummy ），能归纳大部分真正真实于拿破仑的「过去实在」观念时，我们也会产生出另一个「人像模型」，如「叙述实体」（ narrative substance ）3 的观念，而后者的「人像模型」就是再现非参照人像模型，此非参照的人像模型产生于另一个拿破仑「过去实在」的人像模型，而不是真正真实的拿破仑自身。尤其当我们拥有很多的拿破仑文本或图像时，原本归纳大部分真正真实于拿破仑的「过去实在」观念之「人像模型」，以及如「叙述实体」观念的「人像模型」，事实上两者已经没有差别地仅能是那些「人像模型」下归纳的属性或性质，能给于我们认识「拿破仑」这个名称，而不再是真正的拿破仑。也就是将这个「人像模型」放在陈述的语言使用之中来说，拿破仑被视为一个主题，仅是一个逻辑人像模型，其表达的作用仅在于「述语」，而此「述语」指涉「拿破仑」的主题，而不是指涉实在自身的性质。但是这些模型是一个假定再现可能性的必须之物，能允许我们只展示（历史）实在在一个异己媒介物之中，但不是过去实在自身。也就是说，异己媒介再现的与被再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