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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转轨的经验论文 .freelas Rawski， “中国劳动经济的近期变化” 国有企业的公司管理非常复杂，党政行为控制着经理的任免。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所谓的“老三会”（即党代会、职代会和工会）面临“新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建议，把国家、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放在同一起点，不靠行政，让董事会选择最合适的CEO。最后，除少数企业仍是国家保留100％的股份外，所有的其他企业应该是拥有多个所有者（国内的或国外的投资）的联合股份公司。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失业率达到10％，还可能上升到15％，达3000万。同时农村的失业率占农村总劳力的35％，达到1.7亿。中国得在未来十年创造1亿（世界银行估计）或3亿（中科院估计）新的就业机会，才能维持就业市场的现状。据预测，中国加入WTO 对就业总体水平没有长期的影响，但会导致工人在产业间、各部门间流动。解决失业问题中国还有不少潜力，因为在服务行业还有很大的就业空间。 就业形势可以促进政府长期项目的执行，通过卖掉上市国有公司政府的股份以资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计划。这些占目前发行的“A ”股的将近70％，按市场价格计算达到3.5亿美元。另外， 通过新的国有公司上市或者发行政府债券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第二，改革退休金、医疗和住房制度 中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必要性。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各投入部分资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取代社会主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会榨干国有企业。在改革的二十年中，有大量的风险已经由国有企业转移到工人身上。医疗和住房是家庭预算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食品、穿衣和许多家庭产品的支出有所下降，这两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见表3）。从绝对价值看， 中国消费者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是1994年的3倍；住房和教育翻了一番。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4年后期，中国家庭花费的70％花在食品和穿衣上，而到了2000年，降到了55％。同时，花在住房和医疗上的花费由8％上升到15％。 表3 家庭消费的变化，1994年与2000年 1994年总量的% 2000年总量的% 1994年～2000年变化值% 医疗保健 2.4 5.0 +174.7 住房 5.6 9.7 +130.2 教育与娱乐 7.5 10.9 +110.5 交通 4.2 6.1 +91.0 家庭耐用品 6.9 7.8 +50.6 服务 4.1 4.6 +48.6 食品 53.1 43.9 +9.6 衣物鞋类 16.1 11.1 -8.3 单位消费支出的总量 100.0 100.0 +32.7 资料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国家统计局） 5年前，政府开始在59个城市进行医疗方面的试点改革计划， 由当地政府管理，单位出一部分资金，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投入。这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当地保险使5千万人口受益，还有5千万在工作场所受保。基本的医疗支出由个人保险帐户负担。“重要花费”（还没有明确定义）将由单位和市政府投资的社会基金负担。个人获得本基金的资格将受限制。一些重要的疾病如癌症和爱滋病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承保——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先例。 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但价格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抵押贷款来弥补这一空缺。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2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9.6平方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要大于香港居民。国有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格将房子卖给工人。国家单位开始实行将房子卖给当时居住该房的主人7年后，也就是1995年，29％的城市居民是以这种方式买到房子的，11％的居民的房子是自建的或者是继承的。但从工作单位买到房子的职工，并没有完全拥有房子，因为他们没有将房子卖掉的权利。单位有权审批是否将该房子卖掉或者是买回该房子。如果房子卖给第三人，单位可以从中获得不菲的利润。房子买卖并不意味着分房制度的终结。如果老工人没有从他们单位中买下房子，新工人仍得排队等待分房。结果是，可以以内部低价买到房子的人不想把房子卖掉，没有权利低价买房的人又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没有私人的租房市场。市场上的房价是他们平均年工资的10～20倍。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仍然拥有城市住房的2／3。 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过去，退休工人可以根据他的工作时间和最终工资，从原单位获得一份退休金。这笔经费来自单位的金库。这就是退休金制度。90年代中期前退休的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采取一种“共同集资”制度，单位和个人都投资一点，形成基金，工人退休后，可以定期得到一定数量的收入。1997年，国务院引进了以下框架：法定的金额（薪水的11％）将被打进个人帐户，其中8 ％由职工本人承担，3％由单位承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