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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和谐与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论文关键词：政治和谐； 私营企业主； 政治参与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的扩大被誉为现代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社会政治和谐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群体，由于自身的特点和阶层构成，必将在成长过程中积极介入中国政治生活。那么，如何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况下规范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将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任务。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其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人际和谐、生态和谐等方面。其中政治和谐不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和谐的实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方向保障与制度供给功能，决定着社会的整体和谐状态，可以说是社会和谐的核心与关键。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一般原理，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与质量，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民主化进程，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和谐程度。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日益壮大，其希望通过参与政治维护本阶层利益的愿望和诉求也不断增强，能否满足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诉求将成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一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2]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尽管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政治参与程度较低。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有的经济、文化、组织资源不断增长和阶层队伍及影响力的扩大，其寻求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愿望也将变得十分强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高的公民政治参与度高，他们有强烈的政治兴趣、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我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处于社会的中间层次，与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相比更具有政治参与的时间、能力及财富。奥勒姆曾指出:“实际上，目前一切有效的经验主义研究都证明，人的经济地位(Society Economic Status)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折合为SES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比率也就越高。这种看法既适用于反映SES基本方面的各种测度－－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数量等，又适用于政治参与的各种指数－－从参加投票到更广泛的形式。”维巴和尼指出，在社会中富人比穷人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人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感;二是因为他们有较为健全的知识和技巧。”[3]因而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经济地位明显提高的同时必然会主动的参与到政治中去，以实现自己的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1. 追求经济利益。马克思认为：对利益的需求是推动人们活动的最终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随着一个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以期通过政治手段维护或攫取经济利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言，其根本动因也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5]将阶层的“潜在利益”成为“外显利益”。尤其在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政府主导或政府推动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理性的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必然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治，表达本阶层的需要和愿望，使国家政策向有利于本阶层的方向发展以便在资源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2. 实现政治满足。尽管目前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构成比较复杂，信仰多元，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但总的来说，他们经济收入较高，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并且与传统社会的成员相比，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现代公民意识和较少的臣民意识。这就使他们不仅仅关注于自身周围的事务，而比其他阶层更积极关心政治，在其经济地位逐步提高的同时必然促使其追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以获得一种政治上的满足感。　　3. 寻求社会认同。古希腊著名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如果个人脱离了“至高无上而又无所不包的联盟”，“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6]人作为群居动物，必然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而目前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处于发展时期，其群体的行为边界还不很清晰，社会认同感并不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