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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旅游法视角下的景区收费问题探析　　论文摘要 旅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各大景区纷纷提价，高昂的景区价格阻碍了公众旅游的步伐，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的权益。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旅游法正式出台并实施。本文主要论述了旅游景区高收费问题的现状及成因，并从旅游法相关条文出发，重点分析该法将如何治理景区高收费的乱象。　　论文关键词 旅游法 公共资源型景区 门票价格　　近年来，旅游业以其庞大的规模、迅猛的发展速度以及强大的产业带动力，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建设中的“朝阳产业”。旅游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拥有丰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这些宝贵的资源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我国的旅游法制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该产业的发展实践。尽管旅游法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启动的立法项目之一，但并未引起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在之后的法制建设进程中不断被搁浅。法律的滞后导致了现今旅游业乱象丛生，尤其是近年来各景区纷纷涨价，使得民众对解决景区高收费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在严峻的形势下，旅游立法又重回公众的视线。201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出台将成为整治景区高收费的一大利器。　　一、景区的分类　　景区是为旅游者提供游览服务、有明确的管理界限的场所或者区域，是旅游业的核心。不同类型的景区在性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若不顾差异而对景区价格作出一刀切的规定，既不科学也不实际。根据《旅游法》第4条的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游览场所应当体现公益性质。”因此，是否依托公共资源建设将成为日后制定景区价格的关键。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景区划分为两大类型：　　（一）经济开发型景区　　经济开发型景区是专门为旅游者使用而建造的，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目的，大多为现代人文景区，如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大型休闲娱乐中心等。此类景区是市场主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为谋取经济利益，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建设而成。　　（二）公共资源型景区　　公共资源型景区是指依托自然资源或历史人文古迹等公共产权建设而成的景区，既包括完全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公益型景区，如长城、黄山等风景名胜区；也包括混合了公共资源和私人产权的社区型景区，例如凤凰古城等历史文化名城。本文将重点论述旅游法如何对公共资源型景区的高收费问题进行规范。　　二、当今中国景区门票收费现状　　旅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我国景区的门票售价一路水涨船高，高昂的景区门票将旅游变成了奢侈品，景区成为了富人的天堂，而将广大普通民众拒之门外。　　2013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4A、5A级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在我国所有的5A级景区中，门票价格200元以上的共有11家，比重占7.19%，价格在100―200元之间的共有81家，占52.94%，景区门票突破百元大关的比重高达60.13%。而仅仅只有8家5A级景区推行了免票政策。反观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其政府一直将依托公共资源建设而成的景区作为公益性事业推广开，实行免费或象征性低收费的政策。例如，美国大烟雾山森林公园、日本的富士山等著名景点不收取门票，英国伦敦甚至有着“免费的城市”的美誉。此外，法国卢浮宫、俄罗斯克林姆林宫、泰国的泰姬陵等景区也采用的是象征性低收费。据统计，外国景区门票价格一般不会超过人均月收入的1%。然而，我国所有5A级景区的平均门票价格相当于2012年城镇居民月度人均可支配收入5.32%，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成为景区门票最昂贵的国家之一。　　三、我国景区门票高收费的原因　　（一）旅游立法不完善，地方景区价格管理混乱　　一个国家对待旅游立法的态度，“体现了一个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人的价值的理解”，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尽管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我国旅游立法一直落后于该产业的发展实践。在《旅游法》出台前，我国的旅游产业缺乏一个统一、根本性的法律作为指向标，立法呈现出分散性，旅游市场准入和管理等活动主要依靠地方性旅游法规进行约束和指导。地方的旅游立法超过了中央的旅游立法，这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其他行业或部门是极其少见的立法现象。　　立法是国家运用“看得见的手”调控经济运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理论上，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通过立法控制门票价格为公众谋利益是其职责。但同时，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的特征，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政府失灵”的情形。政府官员的利益尤其集中于职位升迁和地方政绩上，而目前我国地方官员的任命和地方政绩的考核机制又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一旦地方财政收入参杂了景区门票利益，便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将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放任景区价格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