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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法法帖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作者：雷闻 中国史研究 2011年02期 　　熟悉唐代政治制度史的人对“堂帖”通常都不会陌生，因为它是中书门下处理政务的主要公文之一。《唐国史补》载：“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而宋人沈括也说：“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人之堂札子也。”由于“堂帖”的实物今已不存，今人对其形态和运行已经不甚了然，中村裕一曾据天宝元年颁布《新平阙令》(P.2504)的敕牒认为，这种场合的敕牒大概就是“堂帖”。不过，此论已被刘后滨否定，他分析了唐代有关堂帖的一些记载，并指出其出现“反映了中书门下作为政务裁决机关的性质及唐代宰相职权政务化的特征”。应该说，目前关于堂帖的研究仍过于简单，对其格式、特点与行用等依然有许多不清楚之处。 　　事实上，堂帖只是唐代众多“帖”文中的一种，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除了中书门下的堂帖之外，节度使府、州县乃至军府、军镇等官署都曾广泛使用“帖”这种下行文书来指挥公事。早在1960年，内藤乾吉就注意到吐鲁番文书中的几件帖文残片，如大谷1038《唐西州天山府下校尉高坚隆团帖》等。此后，唐长孺在解说《木兰诗》中“昨夜见军帖”一语时，追溯了“帖”字的本意，并指出：“帖作为一种文书形式在南北朝时罕见，而在唐代却普遍行用。”他还提示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几件初唐县帖。中村裕一也介绍了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数件帖文，并简要分析了两地帖文在格式上的差异。坂尻彰宏则讨论了敦煌文书的牓文与“帖”的关系。2007年，樊文礼、史秀莲发表专文，虽未能注意到前人的研究，且对出土文书注意不够，但其将堂帖与府帖、州帖、县帖结合起来讨论，可谓颇具慧眼。最近，赤木崇敏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唐代前半期地方官府的文书行政时，对帖文也有所涉及(11)。荒川正晴又重点讨论了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唐代帖文原件，揭示羁縻制下帖文在物资征发方面的功能(12)。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与出土文书，分类讨论堂帖与其他各类帖文的形态、功能及其运行特点。我们相信，对帖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唐代公文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唐代的政治秩序及政务运行的复杂过程。 　　一 堂帖 　　“堂帖”，又称“中书门下帖”或“中书帖”，也就是唐代中后期宰相机构所发之帖。“堂”指政事堂，据《通典·职官三》宰相条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683)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遂移在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可见，在堂帖行用的中晚唐时期，早已没有“政事堂”之名。之所以称为“堂帖”，不过是沿袭旧名而已。 　　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宰相开始直接指挥公事，国家的公文运作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13)，“堂帖”很有可能就是在此之后出现的。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在德宗、宪宗之际，据《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德宗时，崔造被贬于洪州，一位赵山人不仅预言了他将被朝廷任命为虔州刺史，“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14)案朱泚叛乱是在建中三、四年(782-783)间，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条关于堂帖的史料。另一条较早的材料是在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时监察御史韦楚材被贬为江陵兵曹参军，以无公券，因宿于城东别墅，三日方达蓝田县，而“其所追堂帖先至商州，数日后楚材方到，帝皆知之”(15)。 　　我们来看堂帖的适用范围。前引《唐国史补》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似以二者的区分在于：堂案系宰相判全国政务所用，而堂帖则系处理京城诸司所用。不过，其对“堂案”的解释却颇为可疑(16)。至于堂帖，宋人徐度的说法亦有不同：“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17)那么，堂帖究竟是中书门下“号令四方”所用，还是仅用以“处分百司”之事？对此，须结合具体事例来考察。 　　据《册府元龟》卷五○记载：“（太和）八年七月，堂帖：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诸道节度观察使，置令各举解《周易》一人。”(18)这里的“中书门下”当指中书、门下两省，因为堂帖本身是由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发出，公文不会发给自己。这件堂帖的发送对象不仅包括了三省和御史台这样的中央机构，也有诸道节度、观察使等。可见，它不仅被用来“处分百司”，也用来“判四方之事”，《唐国史补》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还可各举几例。“处分百司”者，如穆宗长庆元年(821)，御史台曾“准中书门下帖”，就钱重物轻的问题行牒各个部门征求意见(19)。文宗开成三年(838)二月，中书门下发堂帖给太常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