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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关于人权普遍性的学科间争论 作者：常健赵玉林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2期 　　 探索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要有“中国特色”。这一问题涉及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论争论。放眼国际人权学术领域近几十年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不仅日益深入，而且从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展开。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和争论，大大拓宽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野，为我们更全面和深入地思考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提供了多视角的启示，也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人权理论在西方起源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将人权看作是绝对的、普遍的、个人自由本位的，因而不承认人权在不同国家、社会和文化中的差异性，不承认对人权本身可以进行某种限制的合理性，不承认除个人自由以外的其他权利。然而，随着人权理念的广泛传播和人权实践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发展，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多视角挑战，围绕如何理解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48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权的普遍性，但并未作出解释、论证或辩护。根据当时的文献，负责起草该宣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清楚地意识到了对这些权利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它有意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专注于规范，而将论证的工作留给后人。 　　 《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围绕着如何来调和以人权名义作出的政治和道德要求的特定性与人权道德、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人们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人们面临的困境是：《世界人权宣言》是以普遍主义的言辞来表达自由主义权利传统的特定立场。这种立场的主张者认为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性，是人类共有常识所认可的价值要求。然而，人们在现实中却发现这些价值既非共有，也不普遍。人权的规范普适性与现实的非普适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要求对人权的普遍性进行理论论证。然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却对人权的普遍性作出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它们有些是相容的和互补的，有些却是对立的和冲突的。 　　 二、法律实证主义对人权普遍性的辩护 　　 对人权普遍性的辩护首先来自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法律实证主义的论证是：我们现在享有人权以及人权得到保护，是由于人们已经建立并在维护有关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换言之，保障人权的法律和制度的普遍建立，就是人权普遍性的证明。 　　 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将人权等同于或限制为法律权利。按照这一论证方式，人权是否存在，完全取决是否有阐述该权利存在的现实法律、协议或制度。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协议或制度，人们就不会具有相应的人权。这与人们通过人权运动来推动人权立法的历史过程显然是矛盾的。人权的历史发展，依赖于人们相信存在着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这些人权需要写入法律并建立制度，以便获得有效的保护和维护。对人权的道德要求是人权法律、协议或制度的基础，是创造这些法律、协议或制度的驱动力。因此，不能将人权仅仅视为一种法律权利。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被纳入法律体系只是使这种道德权利得到了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用权利的“拥有悖论”(possession paradox)来说明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性质。他指出，往往正是在缺乏主张人权的法律和制度的现实情境下，主张人权才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他写道：“拥有一项权利，只有当未拥有该权利的客体时才显得弥足珍贵——即当人们被否认直接和客观上享有该权利时。我将此称为权利的拥有悖论：同时拥有和未拥有一项权利。当人未拥有一项权利时，拥有才显得特别重要。这种拥有悖论是所有权利的特征。”人权的这一特点表明，主张人权的能力取决于人们理解和认同某种道德要求的能力，而这正是哲学论证的目标之一。 　　 三、当代哲学对人权普遍性的论证 　　 在西方，人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虽然自由主义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对个人主体的关心，认为所有的个人都应当被视为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地位。用康德的话来说，个人应永远被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个人的人权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普遍而重要的价值地位？对此，不同的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安东尼·朗格卢瓦(Anthony J.Langlois)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对人权价值的普遍性作出的主要论证概括为七种。 　　 1.基于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根据这种论证，人所拥有的人权是基于个人的基本尊严。在西方的传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最初源自基督教关于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这一观点。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自于人的尊严，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