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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传播的构成 作者：谢静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09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3-0032-09 　　 社区何以可能？在传播学者看来，社区与传播的关联似乎不言而喻。从词语构成来说，英文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具有共同的词根，这表明，“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1]3。不过，与承认传播和社区的天然联系相比，有关这种联系的具体机制与过程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使得传播对于社区的意义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在针对社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直觉地注意到传播对于社区形成的作用。比如，传统的、具有特定地域范围的社区，其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能够面对面地互动、交流；小的群体与组织也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而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借助媒介进行交流更为便捷，更大范围的社区就应运而生。[2][3]然而，对于大多数社区研究者而言，传播只不过是社区形成中的一个具体因素，相对那些更为宏大的经济、政治因素而言，不具有显著性和紧迫性。而在传播学研究中，社区往往又如同一个既存事实，常常被轻易跳过，人们对发生于“其间”的传播行为更有兴趣，倾向于观察人们具体互动的方式与数量[4]，并与社区认同、治理等具体问题相关联；[5]或者集中关注传播媒介，尤其是具有跨越地理界线的大众传媒，探讨它们对于更大范围社区的意义。[6][7][8] 　　 毫无疑问，社区传播不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现实，具体的传播行为与媒介也能够对社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仅此尚不足以宣称没有传播就没有社区。具体的传播行为如何构成了社区？当时的互动如何转化成超越个人、持续存在的共同体？如果说传媒促成了虚拟社区，那么它们是否又成为了地域性社区的掘墓人？维系社区的根本机制是什么？社区何以存在？传播与社区关系问题不能解决，不仅关乎社区的传播实践，而且还将影响到人们对于社区本身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区传播理论，应该能够将传播与社区构成本身相勾连，即探索一种社区构成的动态机制，而不仅仅是将社区当作是先验事实，也不要把传播降解为一种工具或策略。本文即尝试建构这样一种有关社区传播的理论，它无意于探讨“社区中”的传播，而是关注传播如何构成社区。在我们看来，社区作为自由个体的联合，并不必然存在，而是需要行动者的努力与协作；而促进联合、构成社区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传播，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各种因素最终也必须在传播与媒介基础上发生作用。 　　 具体来说，我们把社区看作是由传播所构成的网络：传播既网罗了空间中的人，也连接了空间与人；传播构造了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也建构了意义之网，使得社区成为富有意义的地点。一般的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网络(社会网络)往往比较具体，是一种人际关系网络[9]，且大多从结构等方面展开分析，而较少讨论网络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网络是传播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更多地关注传播编织网络的过程与方法，由此深化有关社区网络的研究。而且，传播的网络不仅仅是具体的人际关系，还包括共享的文化与意义，这应是共同体概念的本义。我们希望能够将人际网络与意义网络连接起来，探讨关系与意义如何作用于社区，即本文所说的传播如何构成社区。构成一词来源于吉登斯(A.Giddens)[10]，本文虽然没有直接运用他的结构化理论，但吸收了他打破主客体二元论的思想。与一般的建构社区观念不同的是，构成性社区传播理论特别强调空间、文本等因素在构成社区过程中的作用。社区空间与文本也是拉图尔(B.Latour)[11]所说的行动者，与社区人一起构成了行动者网络。因此，传播构成社区即包含了三个层面上的网络构造：人际网络、意义网络和行动者网络。 　　 一、作为网络的社区 　　 社区是什么？社区是否必要？社区如何可能？长久以来这些问题困扰着社区研究者，尤其是对于社区的界定，又影响了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从网络而非实体的观念来理解社区，有助于解决诸多是非。 　　 当今的社区概念大多与特定地理范围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G.A.Hillery Jr.)曾对94种社区定义进行比较，他发现这些定义的差别主要沿着两种方向展开：一种思路强调地域和地方基础(territorial/locality based)；另一种思路则侧重于社会或网络关系(social/network relationships)。[12]这一差别所反映的矛盾，一直围绕着有关社区的讨论和研究。不过，似乎多数人倾向于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希勒里当时即发现有69个定义都包含了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等三个基本特征。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学的观点，实际上强调了社区的地域性，排除了非地域性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