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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与杨万里 7第七章陆游和杨万里 第七章 陆游和杨万里、范成大 南宋中期出现了所谓“中兴四大诗人，”由于出处不同，最初所指亦不尽相同。以龙泰（字延之，号遂初，后人又称其为梁溪）所称， 则为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姜费之岳父）、陆游； 以杨万里所称观为龙、萧、范、陆。但萧德藻的诗在当时流传即不 广，不久其集亦不复流传，声名影响随之大减，所以到元代后，四大 诗人遂固定为龙、杨、范、陆四人。而尤素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亦很 少，在文学史上没留下什么显著的影响，故本章也只具名而解论。 中兴诗人生活的时代，是宋金对峙关系相对稳定的时代，虽然之间有过几次战事，但规模不大，时间不长，金无力灭宋，宋也无力恢复。此时南宋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仍是和战之争。由于处于对峙局面，许多正义文人的爱国热情仍方兴未艾，为抗战北伐奔走呼 号，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诗中首推陆放 翁，词中首推辛弃疾。但同时，苟和偷安的思想也越来越滋长并始终占据上风。继张浚与韩姹胄用兵失利后，又分别于隆兴二年（1164）和开禧三年（1207）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与开槽和议。在投降势力的压迫下，爱国文人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压抑与摧残，他们在唱着慷慨壮烈的时代最强音的同时，又不能不咏叹出悲凉的报国无门的失落感，使爱国文学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并登上文学史的最高峰。赵翼在《既北诗话》中有一段评陆游诗之语，正道中了南宋中期时代背景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当时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咏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 南宋中期，不但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也异常深化。南宋农民以不到北宋一半的土地支持着远比北宋大得多的经济负担，其 所受的压迫剥削可想而知。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图进取，沉迷享乐，挥霍无度，文臣爱钱，武臣怕死，大官僚的豪奢超过历代，这是促使进步文人关心现实的又一重要社会背景。 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这时诗坛上江西诗派尚有一定的余力及影响，中兴四大诗人几乎无一不是从师法江西诗派人手。但江西诗派毕竟门径狭窄、戒律过多，无法表现如此复杂的社会生活，也无法使各种风格都得到蓬勃发展，因而这一时期有成就的大作家又无一不是最后突破江西的藩篱，从其入而不从其出，从师法前人而转向师法自然、师法生活。这使诗坛在高度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呈现出风格各异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理学又有很大发展，并对诗文创作带来一定影响，但就中兴四大诗人来讲，所受影响还不十分明显。至于词的变化，详见下章。 第一节 杨万里 杨万里不但是南宋著名的中兴诗人，也是中国诗史上重要的一员，他开创的“诚斋体”在当时及后代都享有盛名，陆游逊称“我不 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刘克庄称其“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题诚斋像二首》）。直至清代，仍有很多人，如袁枚、郭四等，刻意仿学“诚斋体。”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后，相继得到张浚、虞允文等人举荐，历任国子博士，知漳州、常州，秘书少监等职，后因弹劾洪迈，得罪孝宗，出知宿州。光宗即位后，又召为秘书监，并以焕章阁学士的身份作过伴金使。后因得罪权臣韩姹胄，以宝文阁待制致仕，家居十五年，屡召不赴。在韩俯胄草率北伐时，万里留下“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宋史》本传）的绝命书忧愤而死。 杨万里有较强烈的爱国思想，写过很多上疏或政论文章，力陈抗金主张，警告南宋统治者“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宋史》本传），应起用贤臣名将慎守江淮。杨万里还有较强的民本思想，他在《转对札子》中对南宋统治者动辄以“几倍于祖宗之 旧”的横征暴敛深表不满，并在地方任上“纵幽囚，罢逮捕，息鞭答，去颂系”，使老百姓“不以虎穴视官府，而以家庭视官府”（《与张严州敬夫书》）。杨万里还受理学思想较深的儒染。他曾拜谒过张浚，“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宋史》本传）。在理学思想的形成上受张浚之子张拭的影响较深，张拭反对只靠言语上“苦思”、“求解”、主张“平心易气，优游玩味”，“涵泳其间”，求圣人之道于“言意之表”（参见《南轩文集》卷一九《答潘端叔》、《答潘叔度》、《寄刘共甫枢密》、卷二五《答胡季随》等），即所谓“当知邹鲁传，有在文字外”（《送杨延秀》）。他还主张从日用平易处求道，所谓“至理无辙迹，妙在日用中”（《送张深道》）。杨万里不但吸收了这些观点，把它引申到自己的诗歌理论中，而且在作诗时也特别重视写身边细小事物和日常生活感受，并通过这些来反映自己透脱的胸襟。 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