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我国食物政策调整论文.docVIP

　　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我国食物政策调整论文 .freelicGroup1996，第133页）。 表1显示了1980年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结构演变情况。在进口方面，谷物一直是最重要的产品。1995年和1980年谷物类产品占食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9％和84％。主要由于谷物、食糖进口的增加，我国整个食物进口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另一方面，若干食物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结果，食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出口规模在这个时期反而得到显著扩大。①食物贸易净出口额由1980年0.6亿美元，上升为1985年23亿美元和1995年的38亿美元。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包括的十项两位数食物商品中，我国有六类在1980-1995年间一直保持净出口产品地位。然而，这六类食物的净出口额增长水平极为不同。除去其它类食物（SITC：09），两类我国传统出口食物，即活动物（00）与咖啡，茶叶等（07）净出口值增长很慢：二者在198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1.8％和3.1％。另一方面，肉类（01），水产品（03），水果和蔬菜（05）等三类食物的净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三者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14.4％和10.5％，都高于整个食物出口8.4％和年均增长率。上述增长率差异改变了我国食物贸易结构。例如，1980年水产品（03）出口规模与活动物（00），咖啡与茶叶等（07）大体相同；然而，到1995年，前者出口额相当于后两类食物的五倍有余。水果与蔬菜（05）作为首要出口食物的地位得到加强：该类产品占全部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三分之一。由于上述三类食物出口较快增长，它们占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四分之三。谷物等大宗农产品食物进口增加与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出口大幅度上升，构成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 我国食物出口绝大部分销往邻近的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见表2）。香港和日本是我国食物出口最重要市场。1994年我国对日本食物出口达46.5亿美元，约为1980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1994年食物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食品出口的第二类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食物贸易的变动趋势：水产品、水果与蔬菜是台湾的传统出口项目；然而，随着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步入成熟工业化阶段，工资、地价上升，劳动力短缺、台币升值使这些产品竞争力衰退。而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大陆在这些食物生产上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例如，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近年大陆养虾养猪的成本仅为台湾的37％和35％（邱毅、段樵，1992）。大陆出口增势强劲的水果与蔬菜，近年已成为台湾的净进口食物。台湾近年已成为大陆食物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 美国与欧共体是国际市场上重要谷物出口国。另一方面，它们亦从我国进口大量食物。例如，美国从我国进口食物价值由1980年的0.65亿美元上升为1994年5.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994年我国对美国食物出口中，水产品、水果与蔬菜这两类最具有竞争力食物占74.4％。众所周知，美国在大宗农产品，尤其是谷物出口上优势极强。过去十多年间，我国对美食物出口的增加，说明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完全可能在适当增加谷物等食物进口的同时，扩大另外一些食物的出口，发展以食物交换食物的模式。 二、比较优势与我国食物贸易结构 上述事实表明，在我国经济急速转型期，不同类食物会表现出极为不同的贸易趋势。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对有关我国谷物与食物贸易趋势相等同的传统假定提供了反证。那末，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若干食物为什么能够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某种商品的世界贸易结构主要由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生产该商品的比较优势结构来说明；而要素禀赋则是决定比较优势的一个基本因素：给定若干假设（包括不存在对生产者激励机制的扭曲），某国对于其生产过程较能密集利用该国相对丰裕要素资源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①此外，其它因素，如运输距离，国内消费模式等亦是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潜在决定因素（Baigwait1964，第18页；Linder1961，第89-90页）。依据上述理论观点，有必要从不同食物生产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方面分析我国食物贸易结构的经济根源。② 应当指出，我国80年代以来表现出强劲出口竞争力的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如水果和蔬菜，水产品、肉类等）并非纯粹农产品。这些食物的生产过程往往还涉及工厂加工活动，从而使其具有制成品的性质。它们的价值也相应包含农业与工业两重附加值。限于篇幅，本文只着重分析作为农产品生产的不同食物的要素比例与成本构成。③ 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人均可耕地资源与资本短缺及劳动力资源丰裕。此外，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特别受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