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复兴公羊学及答案.doc

一 《公羊传》所奠定的基础 “公羊义法”的源头在于《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代表了从义理方面解释《春秋经》的一派，与着重从史实方面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迥异其趣。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据鲁史作《春秋》。《春秋》记载242年史事，只用了大约1万5千字，用词极其简略，寓意却极其深刻，蕴含着孔子辨正是非、纲纪天下的道理。故儒家巨擘孟子对《春秋》重“义”的特点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历述自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伟大的历史功绩之后，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他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认为的“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这样做 是针砭世事以纲纪天下、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孟子并认为《春秋》的褒贬手法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同大禹治水、周公治天下一样功德盖世。孟子还总结《春秋》具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是“义”，不仅是《春秋》的灵魂，而且是孔子垂法后世、成为万世师表的关键。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 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先秦诸子中，不独孟子如此重视《春秋》重“义”的作用和威力，《庄子·天下篇》也评论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同样强调《春秋》具有重整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作用。 《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传统的说法，如《汉书· 艺文志》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明言《公羊传》是经过长期口头传授之后才成书的。（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公羊高受之子夏。”）唐徐彦在其为《春秋公羊解诂》所作疏中记载说：“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 徐彦称孔子能预知秦始皇焚书自是附会之辞，而特言孔子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口授子夏，则显然有据。司马迁撰《史记·孔子世家》，根据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先秦文献，记载孔子编订儒家六经的伟大功绩，而尤其强调《春秋》在孔子著述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于《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所以孔子视之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孔子所要表达的大义，大量地在语言文字之外，无法笔之于书，所以另外以口说传给弟子；弟子之中又以子夏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春秋》著作和传授最为关键的三项，都可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得到证明。 从既重视褒贬书法，又因记载简略无法彰显的《春秋》，到大力推演“微言大义”的《公羊传》，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兼具政治品格和学术品格的公羊学派，与西汉末年才流传出来，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为一部历史书，着重从历史事实方面加以发挥的《左传》学派，形成明显不同的风格。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大乱以后，需要重建并巩固封建统一国家，需要创建适应封建制度成 长和版图规模远超前代的制度。而《公羊传》倡导“大一统”、尊奉王室、拨乱反正、为汉代制法为孔子学说的根本大义，这就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西汉皇朝政治指导的学说，因而显赫于世。《公羊传》又再三强调“三世异辞”，其中包括着宝贵的变易哲学观点，这又给西汉和东汉思想家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据此而创造出新的学说，形成一套具有积极意义，且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联系的历史哲学。从长期传授的《公羊传》 奠定了公羊学说的基础，到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初步构建了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到东汉末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义法，公羊学说的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应从演绎的观点来把握公羊义法的发展及其政治历史哲学的奥蕴。 在《公羊传》中，公羊学说的基本命题和政治历史观点只是初步具备雏形。原来在《春秋经》中，每年纪事首冠以“王”，称“王正月”，这显然表示孔子尊奉周王室的政治态度，但限于《春秋经》的体例，只有“书法”，而无理论上的阐发。《公羊传》则解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发挥了可贵的创造性，明显地将“大一统”提到开宗明义首项宗旨的地位。鲁隐公元年传解释“王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