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移人明清知识群体视野下的吴文化中心转移.pdfVIP

高叫，对 2013.03 LAN ZHOU XUE KAN 习俗移人:明清知识群体视野下的吴文化中心转移 闰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433) [摘要] 明清时代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江南地区都成为了当时全国的重心。 然而，在江南地区内部，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吴文化区内部，却存在着文化中心东移的现象，I!p 由苏南地区逐渐转移到了上海 地区。文章尝试利用明清知识群体留下的相关记载，来探究在这些对世事变迁感受较为敏锐的文化人眼中新兴的海派文化 是如何在与苏南传统文化的博弈中逐渐胜出，进而对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共存等问题进行思考。 [关键词] 明清时代;知识舜体:吴文化;苏南地区;海派文化 [中固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5 -3492(2013)03-∞57 -06 [收稿日期J 2013 -01 -04 [作者简介]闰鸣，男，山东荣成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文化史、社会史。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不仅成为了天下财富的重心，同时也逐渐成为了引领潮流的 文化中心。而在江南地区内部，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吴文化区内部，文化中心曾经随着纷杂的世变出现过转 移的情况。关于文化中心为何转移、又如何转移等问题，明清知识群体留下了大量相关的记载与讨论。通过 他们的描述与分析，后世的研究者能够清晰地追踪到吴文化中心转移的轨迹，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吴文化在 近世中国所发生的变迁，进而引发对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共存等问题的思考。 一、苏南繁盛:明中叶以降吴文化凤向标的竖立 (一)明初江南重赋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江南重赋是关系到明清时代朝延中央及地方财政面临的重要问题，给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 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学者范金民曾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明初江南的重赋状况与宋元以来 历代朝廷所推行的官回赋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独创的新样，只是沿袭元初和其 政敌张士诚的老办法，将已为官田和前政权勋贵兵丁人等掌握的官田全部接收过来，又沿用元廷和张士诚对 付富豪的老办法，采用籍没田产人官的方式，既打击了富豪的经济实力，又增加了国库收人。[1] 朱元璋变本 加厉地推行籍没政策，深受其害的正是作为江南核心的苏松常地区。 对于当时的江南民众来说，远重于其他地区的赋税任务是帝国强加于地方的负担，因此自洪武、永乐朝 以降，地方官员与民众要求减税、揭免的呼声不绝于耳。洪熙朝广西右布政使周斡、宣德朝江南巡抚周忱、成 化朝国子监祭酒丘搜、万历朝地理学者王士性以及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等人都曾先后通过奏疏、讲章等形式 讨论过江南重赋的状况。朝廷也曾经多次调整过对江南赋税的减免政策。[2] 然而，直到万历朝以降，这一问 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频发的各种灾荒、战乱而日益严重，江南民众反对矿税、征派的运动此起彼 伏，成为了加速明朝崩溃的一个潜在因素。清初，顺治朝虽然曾经宣布钱粮则例照万历年间征收，天启、崇祯 朝所增加部分概行蝇免，却只是以万历时期的赋额作为参照，并未能改变江南重赋的局面。 可以说，备受世人称道的明清时代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局面，正是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包袱而蹒跚起步 57 的。 (二)明中叶苏南地区作为吴文化中心地位的凸显 明清时期的江南重赋加重当地民众的负担与社会矛盾、造成农业人口流失与田地荒芜等不良影响，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制约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明代中叶生活在苏州的士人王铸称: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择，天兵所1);备，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 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域，成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造成化间，余恒三、四 年一入，则见其迫若异境，以至于今(按:当指明孝宗弘治年间) ，愈益繁盛，间檐辐揍，万瓦瓷鳞，城隅瀑股， 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筋垂盒，交驰于通街。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妨，载妓之舟，鱼贯于绿 波朱合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绪、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 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