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论文.docVIP

　　浅谈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论文 论文关键词:抗战时期 内迁高校 西南边疆教育 论文摘要:边疆教育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广大内迁高校师生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积极从事 论文关键词:抗战时期 内迁高校 西南边疆教育 论文摘要:边疆教育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广大内迁高校师生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积极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边疆教育即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或狭义上的民族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群为教育对象，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为教育对象，内容仅限于学校教育。本文的边疆教育取其狭义，是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 抗战时期，在日寇兵资的摧残下，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受到一次空前的劫难。为保存中国教育之精华，濒于战火的几十所国立、省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次第内迁到西南等地，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自东向西的文化教育大流动。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萃萃学子千里辗转，共赴国难，“绝徽移栽祯干质”，“弦诵在山城”，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高校内迁打破了西南边疆地区长期封闭、社会文化发展停滞的状态，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一、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多数高等学府首先成为日寇毁灭的对象。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到1938年8月底，这些高校中受敌人破坏者共计91所，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10所学校。生死枚关之际，为保存中国教育的精英和抗战的需要，1937年8月，国民政府首先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布置战区高校内迁应急事项，规定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高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非常时期高等院校内迁运动。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全国各地高校迁建工作，决定把一些重要的国立、省立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各地。在政府的规划、组织下，大多数院校为了中国教育之大业，毅然内迁大西南等地复校办学。战时各地内迁西南的院校(包括院校本地移动者)共61所。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是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以包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中央警察学校、蒙藏学校等48所院校集中在四川，多在渝、蓉两地。其他院校中，内迁昆明的有10所，桂林5所，贵阳5所。其余则散布在大西南各地。除少数几所公立高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地点迁校外，很多公私立高校为了交通、物质供应、聘请师资的方便等，在西南各省政治、经济中心如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驻足，也有一些高校因客观、主观上的原因，选择贫瘩闭塞的边远地区作为内迁校址。多数内迁院校几度搬迁而难以栖身，广大师生更是饱受流离颠沛之苦。西南联大几度流离之后，校部最后设在昆明西站东侧的一片荒地上，文、法、商学院在偏远的蒙自县上课，新生和先修班曾迁至四川叙永;国立浙江大学跋涉六千多公里，从浙西到赣南、桂北，最后在黔北遵义落后的农村和偏僻的山区落脚;广西大学由桂林先后迁桂东融县、黔南榕江;交大唐山工学院和桂林师范学院都先后迁到贵州福泉县的平越乡;私立华中大学第一次由武昌迁往桂林，第二次由桂林迁至云南大理县的喜洲镇等地;中山大学则最后栖身于云南澄江县。 在以上的内迁地中有很多是被东部视为“蛮摸之地”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这对于来自东、北部相对发达地区城市的高校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肉体上的双重考验。但是这种“困厄”不但没有难倒他们，反而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旧寇的炮火洗礼不仅没有摧毁中国教育的精华，反而促成了中国教育的复兴。正如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在《三年来中国战时教育》文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是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这些内迁的院校不仅在艰苦的长期抗战中坚持办学，弦诵不绝，而且在对所迁至的西南地区进行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开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重心的西移，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高校的内迁改善了战前东西部教育水平不平衡状况;内迁高校的专家学者深人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关边疆教育发展思路的论文，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同时他们还结合地方实际，编印适合本土的教材或简易读本，切实推行边疆教育;许多院校的师生更是深人边地讲学，部分大学还开设了边疆教育课程，对边疆学生招生采取倾斜政策，提高了地方教育水平，加强了边疆与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