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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三国志” 　　摘 要: 三国故事在日本受到推崇是中日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一种反映。然而,日本人眼中的《三国志》和三国人物和中国人的看法又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差异。从对三国文化的不同态度上,本文试图找出这些区别和特征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读出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有的理念。 　　关键词: 三国 人物形象 日本文化 　　 　　三国志在日本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外文译本是1689年至1692年,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月堂兄弟以湖南文山的笔名,用文言体日文译成《通俗三国志》共五十卷刊行于世,这个译本既根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又参考了陈寿的《三国志》,合并百二十回成五十回的日语版《演义》通俗读本。原作中意犹未尽多处做了补充,因而更近乎编译,而非忠实于原文的逐句翻译。译本忠实古朴,在日本几经翻刻传抄,至今仍在流行,从此,无论两国文化交流是好是坏,日本一直与中国共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 　　近现代日本翻译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当属吉川英治,他创作时主要参考的就是湖南文山译本的《通俗三国志》。吉川先生对原作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以迎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同时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吉川英治之外,还有一些现代作家写有各种各样的“三国志”小说,如武侠小说家柴田炼三郎的《三国志》、历史小说家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等,但这些都远不如吉川英治《三国志》普及。吉川先生在序文中说:“原书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等数种版本,我并未从哪种版本进行直译,而是随时择其优点,按我的想法写成的。”他还提出:“要随时选取它们(多种三国书)的长处,按自己的构思进行创作”,“在刘备、曹操、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的描写中增加自己的阐释与创意”,因为“《三国演义》中有诗……如果被简写或被摘译,那它就将失去重要的诗意,失去重要的能深深打动人心的东西”[1]。而正是他的这一创作态度,其《三国志》才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新版《三国演义》”[2]。这就是说掺进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物观,来对“三国”加进新的解释。 　　人物志1:曹操和织田信长 　　在很多日本人眼里,织田简直就是战国时代的曹操。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山冈庄八先生有一篇名作就叫《日本战国时代的曹操:织田信长》。换句话说,想要全面了解日本人眼中曹操这个人物,就要同时了解一下织田信长。 　　首先从青年时代看起,二人用现在的话说可算得上是标准的“不良少年”。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任侠放荡,不治产业”。织田信长做的就更出格,奇装异服,蔑视各种宗教与礼仪,性格乖张,“尾张的傻瓜”由此而得名。其次,两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曹操表现的相对含蓄,许子将评价他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信长的野望则直白显露,张扬狂放,惟恐别人不知道,这表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再次,两个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都十分优秀,政治方针上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织田信长则巧妙运用了女人;曹操用人不计品德出生只管才能,相比较织田用人也是不拘一格用人不疑。最后,这两个人的性格中都存在着残忍暴力的成分。与织田信长不同的是曹操的残暴夹杂着狡诈,借粮官头、梦中杀人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点。织田信长的残暴则直来直去,毫无顾忌,“第六天魔王”称号的由来就是证明。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曹操和织田信长的确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他们之所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肯定还有一些更内在的共通点。织田很喜欢吟唱的一首诗《人间五十年》,这首诗正好符合了日本人心中体会到的生命的荒诞无稽,渺小可怜,感到懊恼之情,满怀于胸,有的人因此荒诞下去,有的人却要奋力寻找出一些意义,织田信长明显属于后者。同样的,曹操在《短歌行》开头四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体现出他一种对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叹息。但他的另一首诗《龟虽寿》其中四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表现出了一种不服天不服从与命运的英雄气概。日本自古以来就面对着台风与地震带来的灾难,然而台风与地震不可战胜,只可躲避与忍耐,这或许就培养了日本人对自然、对命运的顺应传统。但是织田信长和曹操显然都不是那种安于天命的“老实人”,也是因为对他们一种积极的行为来对抗生命的空虚精神的认可,正好激励了日本人,赢得了尊崇。 　　但是两个人同时也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曹操年轻时候曾经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则无所不可。”短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曹操宏大的伟人气宇此时已经形成。再来说说织田信长,他少时的各种劣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处理,为所欲为的特点贯穿终生。织田信长身上渗透着岛国偏狭乖戾的变态气息,行为方式的百无禁忌,对杀戮的偏爱,在善恶是非观念上的相对主义,无疑都对信长暴虐性格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点,中国大陆文化和日本岛国文化带给人的影响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