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生,相同的伤逝.docVIP

不同的人生,相同的伤逝 　　摘 要： 子君、刘巧珍由最初地勇敢追求到悲惨走入爱情困境，一般认为把两人自身觉悟的程度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严酷作为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传统男权社会观念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读《伤逝》、《人生》，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仍然紧紧围绕爱情展开――爱男性，以及被男性爱，当爱和事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在男性视阈中会明显地展现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提出对女性脱离生活实际的苛求，不仅是主人公的男权意识强烈，而且作者在文本中的叙事，也显现出较为鲜明的男性叙述话语特征。 　　关键词： 子君 刘巧珍 男性视域 爱情困境 　　 　　一、绪论 　　子君和刘巧珍分别是《伤逝》和《人生》中塑造的两个形象鲜明、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两者生活的年代并不相同，个性也千差万别，子君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觉醒意识的城市新女性代表，而刘巧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对未来理想生活朦胧向往的农村姑娘，但其共同点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上演着同样的爱情悲剧――被所爱的人抛弃。使人禁不住要问：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生命的必然？子君和刘巧珍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领域内女性追求独立爱情的代表，分析两个人在男性视域下的爱情困境，可以看出男性视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也是不分地域的。受男性视域的影响，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追求爱情境遇，都经历了追寻―挣扎―失望的过程，她们向往的男女平等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根本得不到认同，她们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备受失落与挫折，不是妥协就是放弃。子君和刘巧珍这两个可爱而又可悲的跨时代的“姐妹”，她们都曾以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呐喊过、追求过，可最终在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男性视域下，难以走出爱情困境。 　　二、作家：不能超越男权主义的樊篱 　　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这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是习以为常之事。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性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中心人物，女人只能是“第二性”。在男权话语的控制下，女性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处于被遮蔽和漠视的地位。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女人却是这么做的。”或许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以男权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只不过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可能完全摆脱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的影响。鲁迅的《伤逝》和路遥的《人生》都是如此，子君和刘巧珍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创造。在想象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隐含着作者的男性话语，而且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有这种倾向。很多作品表明作家自身情感经历会潜移默化地主导小说爱情关系处理，影响作家小说爱情叙事。小说中的两个男性主人公身上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生活、情感、观念等因素，有时他们的视野与思想往往与作家有着某些方面的相近与切合之处。 　　鲁迅有过两次婚姻的经历，一次是奉母命娶极传统的女性朱安为妻，婚后仅四天就返回日本了，夫人朱安一直在痛苦的期待中耗费着自己的青春。鲁迅为了母亲，竟然牺牲了朱安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这在人性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次是与新女性许广平的相爱，当许广平提出和鲁迅公开同居计划后，却被他“分头苦干两年，挣足可维持半年生活的积聚”为由拒绝了。事实上，鲁迅的两次婚姻最终都是唯自己的意识为上。对于朱安的冷酷，对于许广平的推诿，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鲁迅观念中的男性意识。 　　路遥是一位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个人的爱情经历艰难而曲折，情感体验复杂形成了他以男权为意识的爱情观。“城市漂亮女性+乡村有志青年”的爱情故事模式设置原因在于路遥内心深处以获得城市女性的爱情为自己生命有价值的证明，从而克服自己因自身乡村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获得生存自信。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路遥小说乡村中的男性都被城市优秀女性环绕。温顺的刘巧珍出场后，作家又安排了高加林被城市女性黄亚萍所爱，这样的爱情叙事设置的背后是路遥对自身爱情和婚姻悲剧升华的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功利性爱情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作为一个对于女性悲惨命运寄予无限同情的作家，鲁迅是不欣赏涓生的行为；但作为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作家，鲁迅又完全理解并原谅涓生的选择。涓生的价值选择是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与子君的结合，对子君的抛弃，都出于他对自我的坚持。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观：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经济独立在妇女解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一段的爱并不会自然地天长地久，直到白头偕老。鲁迅让男性涓生嗫嚅而明确地告诉子君：“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结果真话送了子君的性命。既同情子君，又理解涓生；既同情子君，又难以指责涓生的背弃行为。鲁迅选择以涓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情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