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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及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及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摘 要: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关键词: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古希腊美德伦理;比较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66-03
先秦儒家伦理学与古希腊伦理学作为不同地域形成的两种伦理类型,差异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为古典美德伦理学,两者之间又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或同质性。并且,无论是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还是古希腊美德伦理学,在当今时代都面临着巨大困境
一、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
“Virtue”的西语含义与中文“美德”一词的汉语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古希腊人对“美德”的理解具有实质性的价值内涵,相当于汉语中的“卓越”“完善”“优秀”等概念,而且这一概念的实质性价值往往与特定人的特定社会身份具有直接联系。如智者的美德在于智慧的表现;士兵的美德在于勇敢的表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卓越”或“完善”并不完全是某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想境界,因为每一种美德总是与人的具体生活特性或社会身份相关的,换言之,美德总是与个人的生活特性相关,意味着他实际行为的恰如其分,尽职尽力。著名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开列几十种美德,并指出达成这些美德的基本方式,即“中道”
汉语“德”字早见于《周书》,金文从直、从心。在词源意义中,“德”与“得”相同,所谓“德”者,更多是指“心得”“成德”。“道”“德”连缀,便有内得于心于己,外得于道义的双重意味。孔子所言“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1],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先秦原始儒家孔孟道德更重心性的内修圆满,古希腊美德伦理则较重行为的外显成就,兼备儒家伦理中内修与外达的综合性含义。但是,古希腊人的德性内成与德行外达,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儒家美德伦理的“内圣外王”,总体上看,古希腊的美德伦理与先秦儒家的美德伦理在精神气质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1.两种美德伦理类型的展开路径不同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的前提预制是自然人伦的,因此它遵循着以先天性的“亲亲人伦”为第一解释语境,由“人仁本心”到“人伦”“人事”,再到“世事”“物理”的递进思路。因而,在这种解释框架内,“孝道”便成了“人道”的第一要义,遵守人伦道德规范便成了最基本的道义要求,所谓的“亲亲人伦”也就成了个人道德实践的第一场所
与之不同,古希腊人从一开始便缺少这种亲情人伦的道德关切,即便有所关切,也是要么作为个人感情和心理展现的中介,要么成为表现个人某种特殊美德的叙述语境。从“英雄时代”到古希腊中后期,古希腊人更多是关注诸如人际间的“友谊”“信任”“忠诚”和个人“智慧”“勇敢”等美德价值的实现。其个人美德实践的语境,多是战场、运动会和其他形式的集会、学园、政治论辩等。更进一步而言,因此也是其理论思考由个人心性的美德伸展到公民美德层次。换言之,古希腊的美德伦理更具有社会价值观的精神气质,而中国古典儒家的美德伦理更具有亲情人缘关切学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称为“协和”(harmony)[3]90。如前所述,先秦儒家美德伦理的基本语境首先是“亲亲人伦”,事实上,早在周代以前,美德实践就具有一种协和功能。如在记述尧帝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典籍《尚书尧典》中,便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记载,其“亲”字表明早在先秦之前,人们便已意识到“明德”之行的基本宗旨在于协调和改善亲族、君民、邻里之间的关系,以至和谐。故陈来教授断言:“明德的社会功能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尧典》中已体现出中国文化注重明德与协和的价值指向”[4]
相比而言,古希腊的美德伦理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某种二元对立的内在张力。如在作为原始宗教文化的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传达的“激情(酒神)精神”与太阳神阿波罗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之间的基本对立,同时构成了古希腊悲剧的内在核心。并且影响了其后的古希腊哲学家,沿袭这一思路来构建其道德哲学。苏格拉底对拒绝越狱的辩护,柏拉图关于理性驾驭欲望和意志的比喻,亚里士多德避免“两极”而选择“中道”的幸福主义美德伦理,无一不印证这一二元对立的思路。古希腊美德伦理的这种二元对立思路,揭示了人类理性和行为的内在矛盾,同时也解释了人类德行践行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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