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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及农民工城市化决策 　　摘要：伴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年龄日益增长，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退休阶段，这一批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成为这一批农民工的选择难题。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户籍制度及土地产权制度均既降低了农民工达到城市化必需资产积累的可能性，又减弱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实证结果显示五类生计资产（城市型、农村型）对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意愿影响程度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政府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培训制度来促进农民工城市化，提高农民工的幸福获得感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决策；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25-06 一、引言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精英，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同时还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越来越熟悉城市的生活，相反，对农村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年龄日益增长，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退休阶段，这一批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成为这一批农民工的选择难题。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民工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重点，目前农民工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因此，研究农民工是否愿意城市化以及如何城市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人口学视角进行分析，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比较难取得相关。从仅有的少数经济学研究文献来看，也主要是在传统的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基础上稍做扩展，然后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对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论探讨。鉴于上述局限性，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伴随着对生计概念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生计（livelihood）本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指经济主体的生活状态、谋生方式或者为求得生存而产生的计策，直到Chambers and Conway（1992）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他们认为可持续生计包含了各种能力、资产和活动，这些都是可持续生计的手段，并且经济主体可以凭借这些能力、资产、活动提高生计水平①。随着可持续生计概念的不断发展，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也不断完善，其中DFID（1999）发展的可持续框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既包括可持续生计，又包括制度②。本文根据农民工生计特点，结合李树茁等③ （2010）、靳小怡等 ④ （2011）的相关研究，将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纳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如图1所示 在改进后的框架中，为研究农民工行为的代际差异，我们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同时将每个农民工家庭所持有的五类生计资产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以分析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和路径。每个农民工家庭在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等约束下做出短期生计资产配置的策略，以及在远期是否进行城市化的抉择 在图1呈现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对生计资产配置约束下农民工的城市化决策展开分析。从短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使资产增值，即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使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控制收益的情况下使风险最小化。而从长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消费与储蓄以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即通过资产配置实现消费的平滑。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短期和长期风险收益特征总结如表1所示 基于表1中列示的各类生计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特征，从短期资产配置来看，对于全部劳动都在外务工的家庭，可以放弃对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的配置，而应该集中在城市型社会资产和城市型金融资产的配置上，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并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实现金融资产的快速积累；对于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的家庭，从短期来看，应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城市劳动力，同时，应该提高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利用城市型社会资产实现替换工作或者就业的目的，从而将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面临城市化与不城市化之间的抉择，这取决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偏好。如果农民工偏好于城市生活，则可以选择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