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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问题思考 　　【内容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具有合法、合理的正当根据。在刑法规定的未成年犯特别从宽处遇的基础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法律上的冲突，但实践中可能导致宽严失当、罪刑失衡的情况。司法机关应当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准确把握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针对其负面效应加以克服和消解，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 【关键词】未成年犯 认罪认罚从宽 特别处遇 宽严相济 我国刑事立法已经确立了相对完善的未成年犯特别处遇制度，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也普遍贯彻了宽缓化的刑事政策；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适用缺乏更具操作性的标准，因此就未成年犯如何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根据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处遇制度一样均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原则体系化、制度化的体现。两者在实质层面的重叠不免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在现行刑法对未成年犯特殊从宽处遇的基础上，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似乎缺乏合理依据，有可能导致过分轻罪化、轻刑化的情况，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诚然，对未成年犯过分轻罪化、轻刑化，有损刑法的威严，不利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因此，在刑事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出现过度宽缓、罪刑失衡的情况。以下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与“特殊处遇”的观念契合 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意识和意志因素尚不完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欠缺，导致其行为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未成年犯人身危险性高低。因此，各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犯均采取了特别从宽待遇的政策与制度――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现行《刑法》第17条和第49条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死刑适用的排除或限制等方面，体现了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特别从宽的刑事政策，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也从未成年人适用的罪名、刑种、刑罚裁量以及减刑、假释等方面予以从宽，体现了未成年犯刑事特别处遇的刑事政策。从合法性与合理性角度来看，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其与未成年犯特别处遇制度叠加适用并无冲突之处。理由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特别处遇制度所适用的社会现实基础相同。在我国转型期间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实施未成年犯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实现刑事案件分流、减少庭审压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诉讼经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向对象是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未成年犯满足认罪认罚的条件即可予以从宽。同时，“从宽”并非是一律从宽、应当从宽、必须从宽，而是结合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而产生的“可能”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给予的从宽、从简。在实质层面，未成年犯积极主动认罪认罚，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真诚悔罪的态度，意味着其可追究的刑事责任程度有所降低 其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普适性，其适用范围当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其适用范围并非局限于简易程序案件，即便是涉及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疑难复杂案件，只要被追诉人能够满足该制度的适用要件，为了保证案件的准确、及时处理，即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刑法对于中止犯、防卫过当、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了法定从宽处罚的待遇，针对以上类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未将其排除适用范围，仍然可以叠加适用。对于一向主张“教育、改造、挽救”方针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更无排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 其三，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违背利益均衡原则。首先，“认罪认罚从宽”不等于当然或必然从宽处理，对于“从宽”的适用系在结合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等具体问题基础上综合考量得出意见的过程，即便是针对刑事责任能力相较于成年人欠缺的未成年人，在适用“从宽”问题上也应当严格把握实质性认罪认罚之标准，不能一律从宽，更不会法外从宽。其次，为保障利益均衡，应采取实质性认罪认罚标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纯为了逃避刑罚而敷衍认罪。对认罪认罚真实性的判断，必须基于行为人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特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正如有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面实际接触作出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