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保富论”.doc

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保富论” 林文勋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文化的支配与作用下，经济思想领域向以均贫富、抑兼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自中唐以来，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历史推动下，经济思想领域也呈现出巨大转折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其中，保富论是最能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崭新经济思想之一。目前，对这样一种思想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重视，在经济思想史学界，要么将这种思想看成是维护大地主阶级自身利益的反动思想；要么看成是明清之际代表市民阶级利益与呼声的启蒙思想。而实际上，如果将这种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来看，它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一） 所谓“保富论”，就是公开宣扬富人的重要性，并主张对富人予以保护。这种思想，在唐代就已出现。如柳宗元即说：“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到了宋代，类似的观点和言论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其内容得到不断丰富，此种思想渐次展开，终成一崭新经济思想。 概括起来，宋代的保富论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具体的内容： 第一，强调富人出现的合理性。宋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如何看待这些富民的出现，苏辙认为，“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就是说，富人的出现有着客观必然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具体说来，则富人的出现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叶适指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 第二，视富人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强调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赵宋王朝一建立，开国之君便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 (这主要是从富人承担国家的赋税来强调富人的重要性。因为，从两税法以来，“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确立起来，国家赋税的多少，不再根据人口的多少，而是依据财产的多少进行征收。这样，占有土地较多的富民无疑交纳赋税最多，从而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基础。这是这种认识出现的时代背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南宋的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叶适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具体而言，对“上”来说，“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也就是说，富民通过占有土地，既提供土地给贫民耕种而使贫民得以生存，同时又为国家提供赋税；对“下”来说，“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也就是说，富民在底层社会起到了一种中心的作用。离开富民，社会经济关系很难正常运行。 在这点上，朱熹虽然没有全面阐述富民的社会作用，但也认识到了富民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他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在乡村主佃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田主即富民无疑占据重要的核心地位。 第三，客观评价富人财富的积累和对生产发展的作用。苏轼曾经以极其同情的心情为商人的经营困苦辩护。对于富人，他认为之所以能积财致富，乃是其审时度势，诚实经营的结果，而并非是一种命定之福。他说：“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对此，司马光也有类似的议论。他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远思，宁劳筋苦骨，恶习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空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对于这些言论，以往多简单地认为是美化地主阶级，它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实际上，此种认识并非毫无根据。试想，在那样一个贫富分化激烈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上升为富民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不是靠特权或不义之财致富，那么，要致富起来忝列富人，除了凭借个人材智和勤劳经营外，还能靠什么呢？当然，在其成为富民后，富民往往采取租佃契约关系进行剥削，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富人致富的不易和艰辛。 传统观念认为，富人靠剥削为生，是一个寄生阶层，对生产发展无任何作用。其实，情况并非全部如此。荀子曾经有言：“以政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也就是说，只有民富，具备一定的生产条件，才可能增加生产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