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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商人群体的出现与传统法等级观念的动摇 周少元 ∗ 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系中国法制史上“古今绝续之交”1[①] 的事件。以《钦定大清刑律》 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创立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就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言，近代商人 群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商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动摇了传统法的等级观念，呼唤 着平等和自由。 一、传统社会结构及近代商人群体的崛起 （一）传统社会结构及卑贱的商人地位 社会是人与人的结合体。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及其社会地位的确认，是 从社会行业意义表现等级身份。这一有序的社会结构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秩序赖以稳定的基 础。“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2 [②]早在战国时，管仲就提出了四民分 居定业的基本国策。然而，在“定贵贱”、“明等威”的封建社会中，四民的社会分工意义却 被严格的封建等级身份所淹没，遂成为一种相对闭锁的社会结构体系，限制了社会成员的流 动。封建社会的动荡，尽管社会结构承受了诸力量的冲击，但其最终结果仅仅是改变了某一 阶层中特殊集团和个别分子的社会地位，对于“士农工商”的有序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它是 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奉行重士轻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依照正统观念，士传承圣贤之 道，上可致君泽民，下可教化民众，因而受到官府的优待和社会的尊重。士享有特权，在经 济方面绅士们享有赋税和徭役的优免权，清代的徭役较重，但绅士们始终享有不可置疑的优 免权。在法律方面，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别优遇。在政治方面，士是官的后备人选。农 人耕种田地，生产粮食，为人赖以为生的衣食之源，因而被视为国之本。工制造生产生活用 具，自食其力。而商贾是靠转输贩卖以谋利赚钱，在人们看来，他们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而只是转输者和消耗者，即所谓“不耕而食”、“逐利为主”，其社会作用和地位处于下位。 中国古代对商人的地位加以种种限制。在经济上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商不得置田。“商 3 [③] 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 在封建社会不准占有田地也就没有了基本的财产。 对商业活动也有种种限制。不得经营国家专卖的物品。新到某地经商，必须持有关证明到官 4 [④] 府登记。还通过重征税收的办法限制商人利益，“重租税以困辱之” 汉代商人除资产纳税 5 [⑤] 外，对有车辆的商人还要加收算赋。 在政治法律上，凡是经商致富的人，“虽富无所芬华”。 商人常常与最受歧视的赘婿并列，不得享受完全的人身权利，不许他们做官。在秦朝商人地 位更低，常常被剥夺人身自由，视同罪犯，可以随意征发去戌边罚作苦役。《秦简》中的《魏 户律》规定：商贾、开旅店的、赘婿都不准立户，不准做官。另一部也是在秦国有效的《魏 奔命律》规定这三种人及在百姓中带头不耕种的，不修建房屋的，都必须去从军。他们在军 队里还会受到种种歧视：杀牛犒赏军士时，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还不给肉吃；攻城 时，哪里需要人，就让他们去哪里，将军可以派他们去填壕沟。6 [⑥]秦始皇时，把有财有势 的大商人迁离本地，使他们失去根基。如把魏国冶铁的大商人孔氏迁到南阳，把赵国“用铁 冶富”的卓氏迁到蜀地。7 [⑦]秦始皇三十三年，征发曾逃亡过的人、赘婿和商贾等到桂林、 象郡、南海去戍边。8 [⑧] （二）晚清商人地位的上升 斗转星移，在晚清社会经济的转型中，昔日的“末商”逐渐趋于时代中心的位置。这 并不仅仅是商人力量强弱的变化，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也，势也！“今之世界， ∗ 周少元，法学博士、博士后，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 1[①] 《清史稿·刑法志》。 2[②] 《晋书·傅玄传》。 3[③] 《史记·平准书》。 4[④] 《史记·平准书》。 5[⑤] 孔庆明：《中国民法史》，第110 页，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93-294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7[⑦] 《史记·货殖列传》。 8[⑧]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⑨] 一商务竞争之世界。商务盛之国则强，商务衰之国则弱”。 “泰西各国，皆以经商为立国 之本。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