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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来源于?《比较》?2016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01日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步入下行通道。本文为了分析下行原因和未来增长趋势，通过建立增长模型从供给侧界定了生产要素贡献和多种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并结合需求侧分析，对未来增长进行了预测。分析发现经济疲软直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导致结构失衡和内需疲软；行政成本上升和对市场干预影响效率；高杠杆率导致金融效率下降。这些都与体制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未来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如能全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在调整期后恢复增长动能，2030年或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会持续疲软，并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长期萧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保持了年均9.9%的高增长率。但近年来面临结构失衡的困扰，增长呈持续下行趋势，2015年已跌破7%。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如何成为广泛关心的问题。本文从生产要素贡献和体制、政策因素的角度，分析增长下行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2020年和203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基于学术界的大量研究，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二是对外开放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促进了效率提高。三是高储蓄、高投资及20世纪80—90年代的劳动力高增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四是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要素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求对增长有强大引领作用。本文将研究这些要素变动及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对增长的贡献。　　关于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也有几个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影响因素：　　第一，过去十几年来储蓄率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同时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供给过剩越来越严重。这一结构问题与若干体制和政策问题相关。近年来投资率虽有小幅回落，但2015年仍高达GDP的44%，居民消费只占38%，两者分别高于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十几个百分点（参见世界银行数据）。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使产能扩张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资本生产率显著下降。目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已经降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1/3，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第二，较长时期以来，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行政机关缺乏自我约束，导致腐败和政府规模膨胀，行政成本上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抑制。这导致了效率下降，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经济增长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有赖于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长时期以来货币供应偏松，尤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了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以债务性社会融资存量与GDP之比计算杠杆率，2000年为110%，2015年已升至约210%，翻了近1倍（该数据并非全口径的杠杆率，但基本上能够反映趋势变化）。过高的杠杆率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对未来增长构成威胁。　　本项研究建立了一个增长模型，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数据，定量分析生产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和各种体制、结构因素对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本文第二节报告模型和增长核算的结果；第三节讨论需求侧面临的问题；第四节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第五节概述主要结论。　　二、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增长经济学通常使用的模型分析方法主要是新古典增长模型（参见Solow，1956）和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参见Romer，1986；Lucas，1988）。两者都构建生产要素和产出（GDP）间的函数关系，都可以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但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显示，仅仅进行生产要素分析是不够的。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都对经济增长和TFP有重大影响。在下面的分析中，作者以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Lucas， 1988）为基础，建立一个经过改造的增长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人力资本（用教育增强的有效劳动力来定义）、物质资本和研发投入，同时引进了若干重要的体制和结构变量，全面分析要素投入、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城市化、政府管理成本、消费率、债务杠杆率对增长的影响，从而对TFP的来源进行了分解。模型分析得到了若干有意义的结果，各统计量显示模型有很强的解释力。模型分析所使用数据的说明、模型构造的说明和模型估计结果均见文末附录。　　根据附录表A1所列模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作者对改革前后不同时期进行了增长核算，定量计算各生产要素贡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该结果由表1列出。其中的要素贡献合计是资本和人力资本贡献之和，TFP合计是其他各影响因素贡献与负贡献的总和。因此表1也是对TFP的全面分解，揭示出我国各历史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