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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墙头马上》悲从何来 　　【摘 要】杂剧《墙头马上》历来被认为是一部以追求人性解放和讽刺封建礼教为主题的爱情婚姻剧，该剧应归于悲剧还是喜剧，学界一直屡有争议。戏剧研究家王季思将其收录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一书中，袁行霈先生也评价此剧为“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1]。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侧重于其中悲剧因素的探索。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分析《墙头马上》所蕴含的悲剧色彩从何而来 【关键词】杂剧；《墙头马上》；悲剧色彩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047-01 一、题材的悲剧性 白朴所创作的杂剧《墙头马上》，故事情节取材自唐代诗人白居易以讽喻为目的的新乐府诗《井底引银瓶》，剧目也来自于诗中“墙头马上迟相顾”一句。这首《井底引银瓶》，是白居易为了挽救日渐式微的唐王朝所作的政治教化诗，唐代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对女子的礼教束缚也不似前代严苛，私奔风气兴盛。而白居易身为中唐儒学复兴的领头人，对当时出现的与礼法不合的男女关系随意的社会现象深为忧虑，所以作诗既是基于对私奔之风的不满，希望教化青年一代注重男女，也是?窠肫矫衽?子不要随意以身许人。白居易在诗中直截了当地写小序表明此诗“止淫奔”的主旨，篇末一句“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以一个平民女子在婚姻爱情中所经受的痛苦教训：告诫年轻女子不要沉溺情爱，与男子无媒苟合，从而悔恨终生。白朴在对诗歌戏剧化处理的过程中，对女主角坎坷的人生经历最大程度保留，悲剧结局后又续写了夫妻复合的场景，女主角虽因家世而被认可，却在封建家长威胁之下无奈复合，更像是赋予了剧作“一条欢乐的尾巴”[2]，以破镜重圆的结局表现出我国古典戏剧独有的中和之美 二、作者自身的矛盾心态 白朴对《井底引银瓶》的再创作，是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基于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代言体文体的需要对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在情节上做了以下几点拓展：拔高了原女主人公“痴小人家女”的身份地位，重新设置了一个与男主人公早有婚约的名将之后、皇室后裔身份作伏笔；增加了激化戏剧矛盾的封建卫道者的人物角色；扭转前人的悲剧结尾，转化为夫妻团圆、母子团圆、公婆接受的大团圆结局。在对人物形象、故事脉络的扩展丰富中反其道而行，从护纲常止淫奔到赞人情斥礼教，表达了作者肯定正当的人性人欲，肯定男女因情私奔的合理性，鞭挞封建礼教的立场，将诗歌的悲剧结尾转化为握手言和的团圆结尾。在和普通百姓一样尝遍身处乱世、身经亡国的辛酸之后，白朴成为了元蒙统治者治下的新臣民。科举制的废除让他有精力流连于底层市井之中，而其中滋生新兴市民意识，让他对从小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和儒学信仰有了质疑的意味，在新旧文化的夹击下，内心有了越来越多的挣扎、矛盾、动摇，但这种力量还不至于彻底摧毁封建礼教对他的桎梏 三、女性命运悲剧性的体现 《墙头马上》历来被认为是歌颂性喜剧，白朴将其处理为旦本戏，利用幽默诙谐的市井气言行，将李千金性格中的前卫泼辣、“志量过人”展现得淋漓尽致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她（李千金）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3]而李千金对理想婚姻的乐观憧憬和为了满足诉求与封建礼教进行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乐观天性和坚韧执着，也正符合我国古典喜剧的精神寄托 但是纵观全剧，李千金的一生都被封建礼教所束缚，每一次的抗争和圆满的背后都是李千金对礼教牢笼的奋力挣脱和挣脱不得的黯然无奈。身为大家千金，她的人身自由仅局限在自家的内院，没有外出游玩的权利：“王孙士女，宝马香车，都去郊外玩赏去了”，她却只能望梅止渴，与侍女在墙头感受佳节；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必须自我压抑，连父母都不可说，只能“天边盼织女期”，渴望早日与情郎相会以解深闺孤独；与裴少俊私会被发现，嬷嬷提出的两个选择：少俊高中求取或者私奔，爱情得到承认的唯一办法就是科举高中，而积压已久的正当人欲在此时推波助澜，将她逼上私奔之路；七年背井离乡的暗合婚姻生活，担惊受怕，躲躲藏藏，用生活的艰辛求得“锦绣佳风月”的安慰；封建大家长裴父撞破秘密后，对千金正义凛然地刻薄，对儿子少俊也不讲亲情“我送到官司，依律施行者”，律法教条前竟无亲情，千金被逐回家发现父母双亲皆亡也是令人唏嘘；知道千金身份之后，裴父态度大转，承认千金为儿媳，遭拒后又满是威胁，最后出于舐犊情深的母爱，千金无奈退步。于是，全剧走入大团圆结局，可是千金对个性解放的诉求和无情的封建礼教纲常之间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复合的选择亦有封建家长的威逼利诱从旁协助。女主角李千金喜剧性的言行并不能掩盖其悲剧性的命运，或者说人物的喜剧性格只是缓和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悲喜效果的碰撞和分离，才是《墙头马上》这部古典戏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