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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精微、文史兼通长者之文 　　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写于1954年，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并于1979年修改再版。后来北京出版社组织出版“大家小书”系列，此书也被收入，季先生的学生夏晓虹为此次出版写了序言，介绍了此书在材料选择和行文风格上的特点。这篇序言连同季先生自己的初版《后记》和《再版前言》都收在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这个新版本里（2002年版），对读者了解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和主要认识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只是从读者的角度谈谈自己在多年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再读季先生这本小书时的一些感受，以期引起大家对这样一些“小书”的阅读兴趣，进而生发起阅读《史记》的兴趣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讲，看多了近年来越来越厚的专业研究书籍，再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时心情是愉悦的，再加上它本身行文的畅达，立时让人觉得真正的大学者就该把自己的研究精粹这样点点滴滴地写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愿意阅读经典，亲近经典。这样的工作对非专业的读者和专业的读者都是有益的，而且是受欢迎的。当然，季镇淮先生是有这种自觉意识的，正如夏晓虹女士所说：“五四以来平民化的思潮，经由朱自清先生，也给予镇淮师潜在的深刻影响。无论何时，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写作，对他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信念。”（《新版序》）因此，在他的行文中，文字的明白晓畅不必多说，已由夏女士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更让人深有感触的是这样一种风格：简要地说明自己的工作，诚恳地说出自己的困难，而又不吝惜自己的心得体会，周到细致地提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都让人感受到一种长者之风。大概正是这种笃定从容的态度使得“大家”的文字具有一种使人脱去功利、沉下心来的力量，使读者能真正用心体会经典作品和作家的思想情感 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司马迁》的结构来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与作品评价相结合的评传，而以传为主。作者的本意也是要写一篇司马迁的传记，“使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稍稍突出”（《后记》）。这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了班固的《司马迁传》。同班固一样，本书也全文引用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不同的是，季镇淮先生更强调了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氛围。因此，他就从人神杂居、家为巫史的时代讲到巫史分家的重黎氏，从而引出司马氏这个史官家世的由来，这样就把司马迁自己讲的“世典周史”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解说，从而把读者引入一种久远鲜活的历史氛围之中了。之后，他通过引述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从文、景至武帝时期学术思想与政治策略的变化，以及司马谈的学术修养和著史的准备工作，这些对司马迁写作《史记》都有重要影响。而对司马迁一生主要活动的描述，他分别选择了每一个时期重要事件展开叙述，但每个事件又不是平列的，而是根据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的程度有所侧重。如在其童年生活中突出了“家徙茂陵”这件事，这是个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件事，将汉武帝的政治压迫、郭解的故事与司马迁父子迁入茂陵的缘由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对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氛围有了深入的认识。我们因此了解了司马迁与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接近，仿佛共同书写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因而也就理解了他笔端那些情感的由来。当然，关于司马迁童年时期龙门的地理风貌和汉初学童学字的勤苦写来也是有趣的。在青年时期，写得生动明晰的是“二十漫游”，为此他不仅参考了王国维的意见，还考察了秦汉时期的道路交通情况，仿佛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张大图，指点着一个个地名为我们娓娓道来，使听者自然进入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而“扈从封禅”一节对“封禅”活动的详细解说、“负薪塞河”一节对黄河决口治理方法的记录，以及“为太史令”一节对司马迁修订《太初历》及古代历法的介绍，包括书中关于历史地理、道理交通的描绘，都让我们感到作者对这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因此他才深有感触地说：“《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再版前言》）“写《司马迁》，对笔者来说，根本上的问题，实在是学力不够。《司马迁》是需要也值得研究古代文化的专门家来写的。”（《后记》）这其中自有作者的写作甘苦，也有对后来者的期许。在写到司马迁著述《史记》阶段，他特别引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揭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萦回决绝的心态及其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季镇淮先生用了“就极刑而无愠色”和“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来概括司马迁的著述态度，而没有用我们通常强调的“发愤著书”，反而更准确地把司马迁著作《史记》的自觉、自信、忠实和坚毅都传达出来了。这样，季镇淮先生既综合了已有的材料，又运用自己多学科的知识，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生动的描写，并始终注意社会背景与人生演进的结合，使得司马迁这个坚持著述理想的伟人的形象逐渐树立在我们面前。应该说，用这样简洁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