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符号学单位.ppt

翻译的符号学单位 河北理工大学 王治江 试译下列各句 You can throw it away as he may care. It is a good man that never makes mistakes. 绿色食品/农产品 新北京新奥运 鸡不吃了。 你把那东西扔了他也不在乎。 人无完人 Pollution-free food/ farm produce 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 We don’t want to eat the chicken any more. 0 引言 和翻译中的任何其它问题一样，翻译单位问题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翻译界也确实引起过不小的争议。翻译理论家们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翻译的单位作了不同的诠释，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再次谈论这个话题，无意破旧立新，不对传统的翻译单位评论其是是非非，仅仅是从另一个学科—符号学的视角，对这个老问题进行一番探讨，提出一个符号学的翻译单位，以与同道探讨。 一般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过程中原文中能够完整转译为目的语的最小语言片段，是翻译中移译的最小单位。这由比较流行的翻译单位的定义便可略见一斑。Vinay 和Darbelnet 认为，翻译的单位是“关联紧密、不可分割翻译的最小话语片段，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作为一个单位一同翻译的最短的语言符号链。”（Newmark, 1988:54; Nord 1997:68）巴尔胡达罗夫（1985）指出，翻译单位就是“能够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语的最小源语单位”。 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中最小的移译单位，是建立在对语言片段或语言符号链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移译到目的语文本中的是这样一些语言片段/符号链吗？如果我们说我们实际转移的是原语文本各语言片段所传达的信息，即意义和功能，恐怕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美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曾经说过翻译即译意，而他所倡导的功能对等也是建立在意义和功能基础之上的对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意义和功能划分的基础上来界定翻译单位呢？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么翻译单位是什么？如何划分？ 下面我们将在论述翻译单位的多元性、开放性和描述性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一种语言片段以外的翻译单位。 1 翻译单位的多元性、开放性和描述性 对翻译单位的界定因翻译观而异。纯语言学翻译观中的翻译单位包括词素(Diller and Kornelius 1978)或词(Albrecht 1973)或介于短语和句子中间的单位，乃至整个语篇(Koller 1992)。 如纽马克认为，在词汇层面上，词或词的搭配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在句法层面上，意群或子句可以作为翻译单位； 在表意层面上（notional level）， 句子、段落和语篇都可以作为翻译单位。但是，纽马克更倾向于将句子作为翻译的‘自然’单位，因为句子是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自然单位。他指出，译者在开始翻译活动时，他是一句一句的翻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下列情况下会有意识地参照更大的单位─段落或语篇： (1) 对连接词的理解上出现困难时； (2) 不满意以句子为单位时； (3) 开始对译文进行校改时。 语用学翻译观采用如“文本类型的语义语用综合价值”（the complex semantic-pragmatic values of the text-type” (Neubert 1973)这样较大的翻译单位。功能学派则采用“垂直单位”（ vertical units ）(Nord 1997:69)，这是一个更为复杂，或者说是最复杂的翻译单位概念。 “文本是由各种功能单位组成的上级单位，这些功能单位无序排列，每个单位以不同的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任何地方的任何层面上” (Nord, 1997:69)。 海蒂姆和梅森（Hatim 和Mason） (1990:105-107) 主张符号学翻译观，把符号实体作为翻译单位，它可以小到单个符号，大到完整句子甚整个语篇。 在纽马克、巴尔胡达罗夫以及海蒂姆和梅森的关于翻译单位的论述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而这种多元性和开放性也正是由翻译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翻译单位的意义早已被颠覆。 然而，在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一元化倾向则非常明显。司显柱（2001）将国内学者对翻译单位的界定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字词（王德春，1984）和小句（罗选民，1992）为翻译单位；第二类 以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