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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健康筹资义务设定 　　[摘要]一般认为，国家应该是健康筹资的义务主体。在公共卫生全球化的语境里，实现健康权，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健康筹资渠道。基于全球正义理念，有能力国家负有为贫困国家提供健康筹资的道德义务。与健康权相关联的有三个义务，即第一义务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伤害义务，第二义务是本国政府的保障义务，第三义务是国际社会的人道援助义务。第一义务是最基本的、原初的道德要求，应根据公正原则来设定；第二义务乃基于健康权而设定，应根据政治合法性原则和功利原则来设定；第三义务乃是分外的善行，应该基于能力原则来设定 [关键词]健康筹资；义务设定；能力范式；全球正义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2-0019-05 随着公共卫生全球化的扩展，国家不再是公共卫生治理的唯一主体，许多新兴行为体逐渐登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舞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目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主体除了各国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还包括医疗、健康等相关行业的跨国公司，以及“金砖国家”、“七国集团”等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多元化治理格局中，不同主体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目标是相同的，即保障人类健康权。问题在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关键是健康筹资，钱从哪儿来，应该由谁承担起健康筹资的义务？谁来承担第一义务，谁来承担第二义务，抑或说，不同主体平等承担共同义务？显然，在公共卫生全球化的语境里，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健康筹资必然走向全球化和多元化，这就促使我们认真对待并思考上述问题 一、国家是健康权的义务主体 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健康权，即“享有有效和完整的卫生体系的权利，包括卫生保健和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规定了健康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正式将生命健康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作为人权的健康权如何实现？由谁承担起保障健康权特别是健康筹资的义务？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健康权的保障应该由公民所在国家承担义务。这种观点体现在国际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之中。根据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项规定，各国应承认健康权的存在。“2000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第12条的总评》的第43条申明了成员国在履行关于卫生保健方面的最低必要程度上的核心义务，其中包括成员国有义务向其公民提供《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必要药品的行动计划》中所界定的必要药品等。其第47条规定：“如果成员国由于资源限制而无法完全履行公约中的义务，那么它有责任证明它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利用所有可用资源以满足上述义务；然而，还要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成员国都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第43条中所规定的不能再低的核心义务。”显然，根据国际规范性文件，健康权的实现应该落实在国家层面上，由公民所在国家承担起健康筹资的义务。上述立场在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性。如根据1979年通过、1981年生效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ADW）第12条之规定，“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给予免费服务，并保证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得到充分营养。”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24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 除了上述国际规范性文件，一些区域性人权公约也考虑到健康权的重要性，并对与此相关的国家义务作了规定。如《欧洲社会宪章》第一部分第11条、第二部分第11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16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 即使从各国国内立法看，健康权已经写入大多数成员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并规定国家有义务保障健康权的实现。如芬兰宪法第19条、南非宪法第27条、日本宪法第25条等。我国1982年宪法总纲第14条第四款，第21条和第45条均从国家义务的角度对健康权的保护作了规定 鉴于上述，不论是国际规范性文件还是世界各国立法均规定公民所属国是健康权的义务主体。为什么国家是义务主体？一般认为，健康权之实现有赖于国家主权之保障，同时，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亦在于对本国公民健康权之尊重与保障。有主权不一定有公共卫生治理，不一定享有健康人权，但没有主权的健康人权却很难得到保障，或者说，如无国籍人的健康人权，没有什么力量能保证它一定得到保障。所以，国家作为义务主体具有道义根据。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实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