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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监管失职罪罪过形式 　　摘要：环境监管失职罪罪过形式的立法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困难。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主观方面是单一罪过形式，有且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较之一般犯罪而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构造稍显特殊，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承担两个层级的注意义务，一是对被监管者之危害行为或者其他外力因素存在的认知义务，二是对由此可能造成的法益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和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违反注意义务便有成立过失犯罪的可能。环境监管失职罪属于监督过失型犯罪，审判实践中应将其与出于故意心态的滥用职权罪区别开来，准确定性环境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行为 关键词：环境监管失职罪；单一罪过形式；注意义务；过失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 中国当前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积累已久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经济形势下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治理环境污染已不能再单纯依靠事后手段，还必须重视事前防范措施。中国《刑法》第408条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意在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环境监管责任意识，通过督促其严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来减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但由于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皆未对本罪的罪过形式给出明确判断，故理论界对其罪过形式的认定存在各种分歧，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在重大环境事故频发的当下，只有明确界定本罪的罪过形式，才能准确地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失职行为进行定性，为此，本文将对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进行实质层面的论证分析 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判定之理论基础与分析工具 （一）理论基础――新过失犯罪论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行为。在本罪的罪过形式认定学说中，通说主张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对严重失职行为的态度是故意的，对所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结果却可能出于过失。[1]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环境监管失职罪在主观上是过失，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能排除放任的间接故意的存在。[2]通说秉承单一罪过理念，坚持环境监管失职罪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其他学说受复合罪过说①的影响，承认构成本罪既可以出于过失，也可以出于间接故意。[3]事实上，之所以会有观点认为环境监管失职罪是复合罪过形式，一是由于对过失犯罪理论的把握存在偏差，二是由于本罪在构造上具有特殊性 围绕过失犯罪的构造，国外刑法曾发展出旧过失论、新过失论、修正旧过失论以及新新过失论等观点，这些观点统称为传统过失犯罪论。其中，将结果预见可能性作为过失实体的旧过失论和将违反结果回避可能性作为过失实体的新过失论，是传统过失犯罪论中的两种基础理论。旧过失论主张，若是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危害结果，则考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无预见可能性，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则成立过失犯罪。旧过失论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暴露了其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围、有悖于刑法谦益性精神的局限性。现代社会各领域风险不可避免，考虑到医疗、交通等领域内一些风险行为的社会有用性，新过失论认为，即使有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在一定范围内也应该得到允许。设定一定的客观行为基准作为结果回避义务内容，只要尽到了结果回避义务，即使存在结果预见可能性也不成立过失犯罪。[4]10新过失论将注意义务从对危害结果的预见转移到了对危害结果的避免，缩小了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尽管新旧过失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强调对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分析过失犯罪的重要工具，其包括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中国刑法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预?与否，将过失分过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并在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前提下，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回避的期待与否，作为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主要依据。就过失犯罪的实体而言，本文采取新过失论的立场，主张过失行为成立犯罪的依据是对危害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 （二）分析工具――过失犯罪之注意义务 厘清了过失犯罪论的基本理论范畴后，有必要对环境监管失职罪与其他普通过失犯罪的构造进行区分。对于多数普通过失犯罪而言，危害结果通常是由行为人的自身行为导致的，犯罪结构如图1所示： 由图1分析可知，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仅包括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以及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违背预见义务以致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从而违背结果回避义务的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就环境监管失职罪而言，其特殊性在于行为人（即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主体）与危害结果（重大环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