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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脑的研究（修改稿 ） 关键词：心脑血管神经中枢??调节??主体需要??内驱力??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对心的认识为问题的提出，主要用现代科学思想和理论，和内心体验，还有审美理论，从包括人与动物在内的生命体的生理和心理两大方面进行分析确认，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所认识的心，有他一定的正确性，并认为心与脑血管神经一体化，是人体生理机能的调节中枢。而且还认定心血管神经中枢是神经中枢的基础，是人的低级调节中枢；脑皮层血管神经中枢是人的高级调节中枢，它是由低级向高级中枢发展的结果。由低级到高级，两者是一脉相承，互为一体的，共同调节着人体生理机能的全部活动。如从物质的层面来说，当代哲学已认识到意识的本质的另一个表现是人脑的机能。人的思维能力的产生；人的精神活动，都得益于人有大脑的独特作用，是大脑及其机能才使人具有意识活动。因此可以说，大脑及其机能是人的意识产生的物质原因。但传统的中国哲学却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的意识都是出自于心脏，心才是思维的器官。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虽然当前哲学将孟子评价为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但并不因此就否认孟子不承认心器官的物质性，因为为此孟子同时也说及到耳目器官的问题，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由此可见，中国哲学认为心及其机能才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原因。熟是熟非，究竟谁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原因？用当代的一般哲学和科学的观点来看，当然后者是“错误”的。但是，通过我初步的学习与研究，问题并非如此的简单，脑及其机能故然是人的意识产生的物质原因，同样心也应该是的。我现在的结论是：心与脑血管神经中枢的共同作用才是人类意识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物质原因，而且心血管神经中枢是脑血管神经中枢产生的基础，脑血管神经中枢只是心血管神经中枢的更高级发展。这些是本文要阐述的主要内容。一、中国传统文化所认识到的心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仅是体现在孟子的这一句话上，而是渗透到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其中包括有哲学、科学、文化艺术，乃至人们最普通的生活语言文化交流中，而且这种认识始于很早。我们可从《诗经》开始，如《国风·邶风》中就有“我心匪鉴，……我心匪石……忧心悄悄”的描述；《尚书·秦誓》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的表述；老子三章中说：“虚其心，实其腹。”孔子在《为政篇》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些都是以心示思的意思。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言论，只不过是从理性上作出的一定的抽象概括。后来的荀子也说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从理性上认识心，到了宋明理学的时候，就较彻底地向着唯心主义转向。从程朱理学到象山学派陆九渊，再到后期的王阳明由重理转向重心的哲学家们，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对客观有理性的知，主要是由于心知理的原因，因为心与理相通，这就是所谓的“性即理”或“心即理”的说法。而到了王阳明的思想中，则更加夸大了心的能动作用，并由此创造出了他的“心学”理论系统。他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因此他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基于以上传统文化的根基，所以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思想中，心与思、想、情、意、志等字语是紧密相联系的，如心思、心想、心情、心意、心志等。于是心的活动就成了人们的各种精神和意识的活动，包括有人的思维、情感和意志等等。一般而言，人的认识都是首先来源于实践，故然理论可能指导实践，但归根结底是：人们的认识源于实践。因此，中国的一些大思想家们如老子、孔子等对心的认识，孟子对心所作的结论等等，都应是处在中华大地上先民们长期劳动实践的结晶。而这个结晶的具体体现，从现有的古文献资料来看，唯有现已保存下来的《黄帝内经》，即现已出版的《素问》和《灵枢》经可以作证，因为医学理论是最直接来源于实践，更何况中国的医理更多的是直接经验的总结。在谈《黄帝内经》这部书的相关内容之前，这里又首先必须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即是《黄帝内经》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这是一个公认的难以考证的复杂问题。现在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考证和结论，但最终仍没能形成一定的定论。但有一点是较为趋向一致的，这就是对作者与成书的时间两个方面的总体看法，大家公认作者黄帝是个托古之词，成书年代判断是在先秦至汉代之间。有人用了两句话作了较好的概括：“非一时之言”，“非一人之手”，也就是说，这部书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众多的热心有识之士共同造就成的。再由于《黄帝内经》中的学说思想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较为广泛，它不仅有以医学为主的主体结构，而且还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理哲学，还有其他人文的众多方面内容，所以这部书与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文化知识都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