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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没有“围墙”的艺术馆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寻常百姓家其实都很需要艺术品来点缀美化生活空间,但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能买得到自己买得起的原创艺术品;同时,有很多默默无名的年轻艺术家在不断创作出各种各样数量可观的作品,却只能搁在自己的房间里,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体现不出它们的真正价值。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以画廊、拍卖行为主体的艺术品市场的入口太过狭窄了,他们只能长时间地等在外面,无门可入。”证大集团文化艺术总监、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沈其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艺术事业广泛发展,让艺术回归日常,提高民众审美素养,还艺术于普罗大众,他认为是一件有“功德”的事,证大集团的艺术事业,也在积极向着此方面发展。 　　辛文:证大集团的文化艺术事业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朱家角美术馆到艺术超超市再到喜玛拉雅美术馆,证大集团在艺术馆经营方面的理念在如何变化发展? 　　沈其斌:随着证大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我们对艺术馆发展的战略思考也在变化。以前我们是把学术性和专业性放在首要的位置,但从2009年开始我们要把社会底层人文价值的美学实践放在首位。这是一个战略调整,社会底层人文美学是跟普罗大众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把它作为我们艺术馆的方向和工作中的一个核心价值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以它为基础就回到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上,我们原来提倡以亚洲文化价值观作为我们艺术馆在当代文化中所推行的核心价值观来工作,而今天所提出的“以社会底层人文价值”为核心就丰富和补充了我们艺术馆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这又回到了一种普世价值观上来工作。 　　我们的董事长戴志康这几年思想上所完善和发展的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通过建筑、生活艺术方式去发展和实践普世价值观。而我们艺术馆从社会底层人文美学角度去发展,这样的话,各个轨道就能并行。这意味着我们在艺术馆的发展上,跟公众的关系上都有了较大的转换。我们不再把实验性和前卫先锋性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关注于美术馆的公共性和普世性。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因此就只做大众文化,艺术馆的前沿态度、专业性和学术性肯定是要有的,只是从哪个点去发展是有差异的。我们希望通过开放、公共参与去建设一种真正的有参与互动的本土文化力量,突破原有的精英文化意识。 　　辛文:证大的艺术馆发展非常强调拉近与普罗大众的距离,似乎更加注重文化的公共性,您怎样看待艺术馆的真正公共化? 　　沈其斌:任何文化都有其公共性,而公共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开放、共享、交流和互动。从这个意义讲,公共文化的整体界面应该是平坦的、无墙的。而公共的文化空间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电影院、艺术中心、公园、广场等等公共文化场所,以及其它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商业娱乐场所,构成了广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但某些作为公共性文化空间代表的博物馆、美术馆,实际上在表面的公共性之下,骨子里始终都隐伏着精英化取向,因而在建设上总是在走着殿堂化的道路,也就是希望自己成为文化的朝圣场所,所以一方面它们总是对公众开放的,另一方面又是保持距离的、等待仰视与朝拜的。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尤其是后者,事实上也确实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文化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它们希望获得某种权力与地位,而公共空间在现实中又确实容易获得那种权力与地位的,也正是这种权力与地位的存在,使得它们的公共性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常常显得模棱两可,这也是造成它们的局限性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某些美术馆的精英意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引导强化了艺术的精英化取向。这就使得从美术馆的立场与角度重新思考文化的公共性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而更为迫切的是与此相关的行动。 　　辛文:证大将现代艺术馆“改装”成艺术超超市,可以说是一种让艺术更加亲民的有效方式,“艺术超超市”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与“艺术介入生活三百六十六天”的活动有何联系? 　　沈其斌:我一直“战斗”在艺术的前沿,从事着艺术各方面的活动、展览、平台建设,但是,总觉得我们经常所谈的精英艺术、当代艺术总是跟百姓很远,隔着很多重山,艺术总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在转,没有真正打开它的缺口,让社会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社会处境。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总在试图寻求一些突破,比如说,平台的建设,让平台成为一个公共的平台,注重教育等等,但还不够,于是就策划了“艺术介入生活三百六十六天”这样大型项目寻求突破,尽管有了很大的反响,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试验产品,并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接受度和效应。这些尝试刺激着我寻求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艺术联接起来。 　　艺术超超市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想法,三五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但时机不成熟。促使我来坚定做艺术超超市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我跟栗宪庭老师的谈话。我们在谈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