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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的社会本质和国民奴性 　　摘 要: 《离婚》围绕江南水乡平息纠纷的风俗“和谈”进行叙事。“和谈”是传统固有道德秩序“公正”的表征,其潜在规则却是“弱肉强食”,这种道德秩序的虚伪性和残酷性昭然若揭。而类似爱姑的广大农村妇女虽然敢吵敢闹,似乎是对传统礼教的挑战,但深究起来,却无一不是在处处维护着、维持着传统的封建礼教。爱姑是生活在整个道德秩序最底层的被损害者,但同时又是这个虚伪的道德秩序的不自觉维护者。 　　关键词: 《离婚》 弱肉强食 国民奴性 　　 　　关于鲁迅的小说《离婚》,主要观点有两派。一种观点认为,爱姑是“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妇女”,“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她反抗封建礼教的失败,昭示了“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盲目性和软弱性。这种理解先入为主,用历史进化论去框范小说文本,人为地拔高爱姑的形象,因为“个性”并非“个性主义”,爱姑极具个性,但还没有到达个性主义的高度,更与资产阶级无涉。另外一种观点,也是普遍的看法,认为《离婚》反映了封建礼教桎梏下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同时也揭示出“老中国儿女”病态的灵魂,爱姑身上还存在着性格和精神上的病态,“‘改造国民性’是《离婚》所呈现的客观思想和作者的主观倾向”。这种看法从文本出发,切合鲁迅作品文学启蒙和表现国民劣根性的基本诉求,大体上是准确的。本文拟在后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对小说作进一步的解析。 　　一 　　《离婚》是鲁迅于1935年11月6日创作的一部农村题材小说,小说通过人物行为举止的刻画,将旧中国弱肉强食的社会本质和国民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去“和谈”的航船上和“和谈会”上众人的对白与行为举止中可见一斑。 　　首先,从爱姑说起。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及单四嫂子不同,她绝对不是一个任人凌辱的“被损害者”。作品中描述爱姑在航船上的坐姿:“爱姑便坐在他左边,将两只勾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这切合人物粗野与霸道的性情。在和谈会上,当着众人的面,爱姑称呼丈夫和公公一口一个“小畜生”、“老畜生”,极其粗野,在平常的家庭生活中,其刁蛮可想而知。 　　在去“和谈”途中的航船上,众人对庄家父女俩极尽恭维之能事,可以看出庄家在当地的势力很大。爱姑的父亲庄木三,“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再加上庄家“人丁兴旺”,爱姑有六个兄弟,在宗法制社会中,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人多则势众,庄家绝非寻常人家。此外,从庄木三带着儿子们拆平了施家的灶这件事来看,庄家的家风很粗野,平常怕也是横行惯了。爱姑的性情中有几分“野”劲,和家族的熏陶自然是分不开的,同时她敢“闹”,固然因为手中有丈夫行为不端的把柄,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倚仗家势,有恃无恐。 　　爱姑的婆家施家与庄家联姻,应该说是门当户对,也不是一般的小户,尤其是在和谈中,能够让慰老爷和七大人为自己说话,说明的确也有些势力,不过和庄家相比,那就逊色多了。我们来看一个细节,在和谈会上,爱姑“偷空向四处一看望,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虽然只一瞥,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多了”。和谈会这种场合,座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表征,施家父子竟连个座位都没有,显得那么苍老卑琐,说明势力不够大。 　　再回到“和谈会”。“和谈”意味着公正,换言之,“和谈”是以公正的面貌出现的,主持公道的乡绅应该凭借自身的威望,遵循双方公认的道德规范,来判定是非。这种道德规范,可以是封建礼教的“礼”,也可以是道理的“理”,只要得到共同认可,就够得上公正。但《离婚》的“和谈会”既不谈“礼”,又不讲“理”。爱姑原来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想借此讨个“说法”,但刚开口,话头就被打断了;七大人根本就没有说“理”的意思,一味地玩弄“屁塞”,自顾着抽鼻烟,打喷嚏,装腔作势;庄木三也不打算说“理”,只是闷坐着。其实爱姑又何尝是讲理的人?一门心思要闹得婆家“家败人亡”,看最后的形势不妙,才嚼起“理”来。 　　“和谈”,作为维系道德秩序的一种形式,以公正的面貌出现,但在它的背后,却是双方势力的较量,“弱肉强食”才是真正的潜在规则。小说中的江南小镇,表面上温情脉脉,实际上是一个以强凌弱的等级社会。航船上一班庸众处于最底层,施家能够攀搭上慰老爷,算是有点势力,但庄家要更厉害,不过和城里的七大人比起来,庄家又不算什么了。施家同庄家有过几次较量,均告失败,被拆了灶,遭受大的耻辱,施家父子也被折磨得日渐苍老。七老爷,这个和县太爷换过帖子的人,一旦出现,局面就发生逆转。 　　有意思的是,作品中的人们都认可“和谈”这种“公正”的方式,同时又都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渡船上村民的谈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庄木三带着六个儿子去拆平了施家的灶,“谁不说应该?”对于七大人参加和谈,大家也心知肚明,晓得情况于庄家不妙,那个叫“八三”的人一听到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