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修复中的“修旧如旧”技术总结.docxVIP

本文首先从“修旧如旧”这一概念性的修复原则入手，在理论上探讨其作为总体价值评判标准时可能出现的理解误区，厘清其最早提出时的含义：作为技术措施的指导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则是以“随旧”方式追求“复原性”的修复效果。这种以“随旧”做法意欲复原的修复方式体现于传统书画修复中的每一个细小技术环节，我们在惊叹这种“天衣无缝”的修复效果的同时，修复后的作品却又难免陷入有意“作假”的困境。那么，这种“复原性修复”到底应该“复原”到哪里?“全补”是否一定要“天衣无缝”?通过与现代修复理念参照比较，以外形完整和气韵和谐为目的的传统书画修复，注重了审美的和谐与完整，却也相对容易造成其他信息的缺失。因而，在传统书画修复中，对于“修旧如旧”中的“随旧”处理、对于“全补”操作与“天衣无缝”的追求都应该更加辨证而合理地运用，而关于如何形成系统而科学的修复理念也应引起足够的反思。引言面对一件古代书画，它所保存的状况如何，承载着哪些信息量，是否需要修复，是否复原，是否恢复原貌，是否去除本体以外的附着物，是否需要补强或加固，这是我们修复首先需要面临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复原，复原的依据是什么?复原部分与原物部分是协调还是对比?复原的可识别程度怎样?如果要恢复原貌，那么什么是原貌?如何理解原貌?如果决定要清除书画本体以外的附着物，那么哪些是应该去除的，哪些是有害的附着物和无害的附着物?如何去清除?如果对书画本体要进行补强或加固，那么如何去补修或加固?是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借用现代科学的技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在对书画修复的具体工作前必须要进行的原则论证，是至关重要的。“修旧如旧”作为文物修复界的一句行话，这一未见于任何官方或法律文件记述的习惯性提法，在目前我国的文物修复中具有着极为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可恰恰是传播、运用得越广，其争论越大，所有的修复工作开始之前都提出以“修旧如旧”为目标和原则，但实际的修复结果却常常是不尽人意：要么是修复主观性过强，所谓复原的“旧”仅仅是修复者个人对“旧”的理解，丢失了修复对象所保存的信息；要么变“旧”为“新”，而修复出来的“新”完全没有道理，成为“假古董”；更有甚者，完全不是修复文物，而是严重的破坏。这样令人痛心的修复不仅屡见不鲜，而且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原因何在?“修旧如旧”到底提出于何时?其本意是指什么?为什么在同一个原则下会出现不同的修复效果?它是否适合作为文物修复的指导原则呢?“修旧如旧”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遇，盲目地以“修旧如旧”为原则指导修复实践，势必会造成更多的争论。而源起于装裱技艺的传统书画修复，是一门历史悠久和技艺精湛的手工技艺，直至今天，这一整套完善而细微的技术手法，仍是我们修复古代书画的主要方法，足见其生命力的强盛。那么，古代书画修复的目的及原则是什么呢?《装潢志》“古迹重装如病延医”中这样写道：“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弊。”古人将残破古书画比作病人，将装裱师比作医生，将“改装”或“重装”当成一次手术操作。整个修复活动被提升为对“生命体”的关注，无怪乎文中发出这样的呼吁“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司命”的目的是使书画“沉疴既脱，元气复完”、“复还旧观”。可以说，这样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复原性修复”，是一个有着高超医术与良好职业道德的医生所努力追求的理想结果，正是带着这种敬业态度和完美理想，古书画修复中大大小小的“手术”一直在进行着。在其发展过程中，“手术”的材料不断演进，技术不断提高，但时至今日，由于“复原性修复”这一目的或相关因素引发的问题与“修旧如旧”造成的争论一样大量存在。可以说，古代书画的修复在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同时，其修复活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论，因为“任何修复活动都有可能构成一种对艺术品原状或原意的把握与干预，有可能纠正或复原相关的感知与理悟，但是，也有可能因为热情过头的修复而形成‘破坏性的保护’的事实，或者酿成千古遗恨，使得艺术品面目全非，或者是严重地偏离原作的气象，貌合而神离。显然，艺术品修复的具体效应绝对不能小蚬。它所吸引的注意力以及相关的争议往往有可能构成种种文化事件的焦点。”而关于这样的争论，在我国目前所进行的各种门类的文物修复中都有所体现。当然，这样的争论是可喜而必需的，因为一直以来，修复往往被看做—种纯技术性的行为，悄然地进行着，从中我们看不到修复者自觉的职业理念，也看不到研究者和公众对重要文化遗产的觉悟水平。就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史家詹姆斯-贝克(James Beck)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际上有过雪崩似的艺术修复方面的研究，但是，却并未出现一定数量的可以致用的观念，以此能为修复活动提供坚实而又可靠的理性。同时，也没有就一种可以指导艺术品修复的整全理念达成任何共识。我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