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中数字的独特艺术价值 (2).doc

古代诗歌中数字的独特艺术价值 古代诗歌喜用数字，有个从少到多，从一般选用到追求神奇效果的使用过程。大体上说，数字入诗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至南北朝，鼎盛于唐。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反复使用数字的诗。描写青年男子思慕爱人的《王风·采葛》，一章比一章夸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语意递增，情感深化，多次运用夸张构筑了深远的意境，使人易诵、乐背，历久不忘，此诗开创了巧用数字之先河。委婉语是先秦著作中常见的重要修辞格，它也反映在《诗经》含数字的诗中，如《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以“百岁”代死后，表达了丧偶的少妇深切思念亡夫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总的说来，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人尚未能体会到奇妙多变的数字对开拓诗的意境、提高诗的思想性及艺术表现力有重要作用，加之受量词出现晚的制约，数字的自觉选用并不多。两汉至南北朝，以数字见新意的诗多了起来。这与诗人注重运用数字有关，也与量词的增多有涉。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量词发展，名量词分工细密，数量增加，超过了前代，而动量词也由新兴渐入成熟。动量词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能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于是，在这一漫长时代中，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作，数词和量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说它们以数为主，以量以辅，融合渗透，合二为一，实不为过。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末段写罗敷夸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不妨说，罗敷有意凭借数量词夸赞了夫婿风华正茂，官位一升再升。夸张铺陈的目的是夸夫不同凡响，才干超群，是数量词诠释了“殊”字的丰富内容，终于灭掉了“使君”的威风，使他溜走了事。我们又自然想到被明代王世贞称之为“长诗之圣”的《孔雀东南飞》，其诗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托物起兴，渲染了全诗的依恋不舍、缠绵凄凉的悲剧气氛，起到了统摄全诗，导引下文的作用。紧接着，通过刘兰芝向丈夫的诉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夫，心中常苦悲。”由起兴转入铺陈，句句用数，刻画了刘兰芝是位善于纺织裁缝，明诗书达礼乐的妇女形象。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是用饱含血泪的数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汉末的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现实。可见，数字在要求形象、精炼的诗句中举足轻重，是其他词类的词不可取代的。唐代诗人偏爱数字，甚至达到了离开数字便无法成诗的地步。特别是近体诗成熟之后，许多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刘禹锡、孟郊、柳宗元、张祜、李贺、许浑、杜牧、李商隐等无不是活用数词的高手。为何有唐诗人偏爱数字呢?我们认为这是诗歌本身的需要，更是数词有独特艺术价值造成的。它使数字与修辞水乳交融，互相映衬，共同开掘深化了诗意，使诗作本身产生了超出诗人构思时的艺术感染力。一、连用性不难发现，许多唐诗往往会句句用数，或是大多数诗句巧用数字。不少诗人在连续使用数字时表现出的创意、新奇，使数字入诗既能描绘千差万别的景色，又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怀。数字分工不同，且又浑然一体，诗意一以贯之，情感一气呵成。张祜的《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直叙其事，直写其情的宫怨诗，只二十个字，却句句有数字。用“三千里”，写宫女离家之远(“故国”是故乡之意，因这首诗是仄起仄收式，故首句第二个字只可用入声字“国”，不可用平声字“乡”)妙龄离乡背井，终生难见亲人，此句点明地点。“二十年”写入宫之久，已人到中年，这句写时间。首联用表空间和时间的数量词极力渲染了地远时久的悲痛氛围，宫女的可怜可悲如在眼前。但诗人的笔触于此未止，又用“一声”、“双泪”将宫女无法控制的泪水直洒寻欢作乐的君王面前，这两个数量词的份量和揭露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数量词成了全诗的灵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杜甫绝句的代表作。“两个”是点，“一行”为线，“千秋”含史，“万里”写今，景色优美，情绪欢快。若将四个数量词删掉或代之他词，则难免使原诗黯然失色。何也?因为看似平直的数量词隐含着诗人复杂的内心思想活动。尤其是“万里”，点明了安史之乱已平，船只来自万里之遥的东吴，这正是奠定该诗欢快基调的所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四句中三句用数，选用“千里”、“两岸”、“万重”，紧扣了一个“快”字——诗人心中畅快，又写船只飞快。以数抒情，实现了诗人与读者在情感上的直接交流。应该说，数量词是使该诗“行之久远”的重要因素。至于柳宗元的《江雪》，韵脚虽押入声韵，但即使少年，也能背诵如流，大概与嵌入数量词有很大关系：诗人用“千山”、“万径”作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