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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易》性质的认识 一 在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可主要归于两类：其一即朱熹所指出的“易本卜筮之书”，其二是孔子提出“不占而已矣”，将《周易》转化为讲“德义”的书（马王堆帛书《要》篇：“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进而经《易传》的解释，《周易》成为囊括宇宙间一切之理的“全息”系统（《易传·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卜筮在今日学者看来，是属于迷信而非理性。但孔子之所以“不占”，主要是从“义利之辨”来考虑，此即帛书《要》篇所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因为君子将德行仁义视为有其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为求福求吉，所以通过卜筮而预测吉凶是用不着的（儒家将个人利益、祸福归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不是个人所应挂念的）。 若将《周易》视为一个“全息”系统，那么《周易》并非不能用于占筮。《易传·系辞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周易》为什么能用于“占”？《系辞上》也作了解释，即：“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这种解释一方面是神秘的（或迷信的，指“蓍之德圆而神”云云），另一方面是理性的，即以“其取类也大”来论证可把所占之事归于某一类（某一卦或某一爻）而测出吉凶，也就是说，它用了“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 我曾作有《关于荀子的“以类度类”思想》一文（载于《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指出荀子所谓“以类度类”或“类不变，虽久同理”是简单地把个别等同于一般（《荀子·非相》：“欲观千岁，则属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又认为从一般可以推导出一切个别的全部知识（“以一行万”，“以道观尽”）。这里的错误是用经验论的简单归纳方法来得出一般（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1页），又把类比推理混同于演绎推理（依现代逻辑，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而演绎推理的结论才是必然的，参见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我又在《试论周易作为一个形式系统》一文（载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五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中把对荀子“以类度类”思想的分析用于对《周易》的分析，指出《易传》用“其取类也大”来论证《周易》可以占卜吉凶，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是体现了“以类度类”、“以道观尽”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后王弼和程颐、朱熹的易学和哲学思想中也一直延续。 如果《周易》是个“全息”系统，那么孔子所谓“不占”，非《周易》之不能也，而是君子之不为也。然而，人的生活不可能完全超脱功利，即使是君子的事业也不可能完全不计较成败得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人们总有“命运难知”、“前途未卜”之感，因而希望通过某种活动（如算卦）来预卜吉凶总是人的本能；有此本能，再加上《周易》被认为有此功能，那么虽然中国的精英文化主张“不占”，但在世俗生活中占卜却一直延续，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按照《易传》的解释，“占”只是《周易》的一个次要功能，而其主要意义在于其中蕴含了天人哲理，即《系辞下》所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自孔子和《易传》之后，《周易》成为主要讲德义、哲理的书，此所以中国历代哲学家大都把《周易》作为理论源泉，以诠释《周易》的形式来建构哲学体系，易学哲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纲骨和基本内容（朱伯崑先生近年著有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易学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及其理论思维的特点、发展进程和经验教训等）。 易学不仅是哲学，因为《周易》“广大悉备”，是一个“全息”系统，所以易学还包括天文、地理、医学、乐律、兵法、韵学、算术等等，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我认为，就易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关系而言，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范式”（paradigm），它规范、指导、启发甚至决定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领域都要以它为核心，为根据，为样板。说它是“范式”，尚不足以表示它的“全息”，因为它“广大悉备”、“无所不包”，所以还应该说它是一切科学技术的渊薮，一切科学技术都可以从它那里“推衍”出来。邵雍用《周易》推衍历法，制定“宇宙历史年表”，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虽然时至今日《周易》的社会功能仍不免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