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docVIP

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摘要：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过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使其以买办起家。而金融垄断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是最先开始着手的方面。后四大家族又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关键字：四大家族，内战，买办，金融垄断，工商业垄断 以蒋介石为首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组成的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是从战争中开始的，它以买办起家，通过增加赋税、发行公债、举借外债等措施增加资产；依靠其政治、军事上的独裁，进行法币改革，逐渐形成以四行两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再利用其自身雄厚的金融势力，独占工业、商业等市场，谋取巨大利润，创造巨额暴利。 一、以内战和买办起家 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是与战争分不开的，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蒋介石上台后，随着内战的频繁发生，军费开支不断扩大，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军费支出共达32亿元。 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包括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其一，国民政府将增加赋税作为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征收的赋税种类繁多，中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关税、盐税、统税等，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田赋和营业税。国民政府的中央税收政策主要是以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四大家族财富为目的，“1928年关税占41%，1932年上升至51.75%，盐税收入从1927年至1936年，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而统税是国民政府首创的税目，主要针对工业产品而征收的货物税。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项合计占其中央财政收入的64.6%，到1937年上升至77.3%。”[1]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田赋预征制，使得预征范围从几年扩大到几十年。其二，发行公债也作为国民政府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1927年至1931年的五年内，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债额达10亿元以上。公债发行由银行承购，承购时不按公债的票面价值购买，一般只按5到7折，而公债的年利一般为6厘到8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价值十足支付。四大家族的银行作为公债利益的垄断者，通过承购公债，获得惊人利润。“1927年至1931年间，国民政府发行十亿零五千八百万元的公债券，实收额只有五亿三千多万元，四大家族公债折扣净得五亿二千多万元。”[2]公债的发行，是以关税、盐税、统税作担保，因此，内债发行越多，租税增加越多，四大家族获得的暴利就越多。其三，举借外债是国民党政府筹措军费的又一重要手段。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不仅承诺偿清历届反动政府的外债，还不断向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从国民党政府自成立到抗日战争开始为止，共借14种外债，主要包括1931年“美麦借款”、1933年“棉麦借款”，1933年“航空密约”等。 另外，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与买办活动也是分不开的。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内战，主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他们不仅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还为其提供大批军火，而四大家族则充当帝国主义军火的大买办。因此，每年国民政府进行国际贸易，其中回扣主要由四大家族垄断，仅佣金每年便可达数千万元。 二、垄断金融 垄断金融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也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蒋介石在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巩固南京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江浙财阀的大力支持，从而懂得掌握国家金融的重要性，这也使金融垄断成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最先进行的方面。 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以短期金融公债抵充的形式，将2000万作为资本，建立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拥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以及经募国债等特权。1935年4月，国民政府又通过发行金融公债，将资本增加到1亿元。从当时来看，中央银行的资本在全国银行资本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发展过程中来看，从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宋子文，到第二任总裁孔祥熙这一趋势，可见四大家族一直掌握着中央银行的大权。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加强，四大家族依靠其政治上的特权，通过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不断扩张垄断势力，加紧搜刮，吞并民族资本，残酷的榨取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得中央银行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同时规定“中国”为经理国际汇兑的专业银行，“交通”为经理实业投资的专业银行，不让两大银行再经理国库，使得中央银行成为四大家族独占全国金融的大本营，奠定了其垄断全国金融的基础。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1927年，中国银行股本已增至1976万元，股票大多数在商人手中，官股只剩余5万元，交通银行也大致是这种状况。在蒋介石上台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这两家银行，以加入官股的名义进行改组。“于1927年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