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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郭建中 【摘要】译学中的所谓“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而翻译无非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但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转向突出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使译者有意识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对语言进行操控。 【关键词】转向；回归；文化；语言操控 一、译学发展的轨迹 目前，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起，现代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引人翻译研究之后，译学开始摆脱随感式、经验式、点评式的探讨，并真正走上了科学的研究道路（谭载喜，2004..8；方梦之，2006：1-6）。 我曾经把20世纪50至60年代以前的翻译研究称之为“前语言学时期”，也就是传统翻译理论时期，采用的是语文学研究的方法（郭建中，2000：320）。所谓语文学，就是指传统的语言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语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语言本身。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献词语的解释中。评点式的、不要体系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语文学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初，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可谓是“一枝独秀”。我们不会忘记，在80年代，雅各布森、卡德福特、奈达、纽马克等人大量的论著及他们活跃的学术活动在德国、美国、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期间经历了从微观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到宏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并把交际理论引入了翻译学，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高潮。由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1983年，国际现代语言学会在书目中，第一次把“翻译理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单独列项。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译学发展的“语言学时期”（郭建中，2000：320）。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符号学的引入和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阐释，加之哲学家的加入和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几乎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础。我曾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翻译研究的“后语言学时期或超语言学时期”（郭建中，2000J20）。当然，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了，并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潮。（现在，我只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超语言学时期”，把“后语言学时期”的名称留给在文化转向之后向语言学回归的这个新的时期。） 最近，张美芳教授从年初比利时召开的“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带来了翻译研究中新的转向，即西方学者开始谈论“现在是重新审视翻译语言学转向（或回转）的有利之处的时候了”（张美芳，2006：31-35）。我现在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后语言学时期”。 这样，我们看到了译学沿着“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我认为，所谓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不论是语文学的研究途径，还是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在同一时期，都是交叉和平行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某种途径的研究成了一种“时尚”或趋势而已。 二、文化转向的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致力于探讨诸如可译性、翻译对等/等值等问题，但是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操作，语言学模式还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笔译和口译的过程中的问题。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因此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难以在语言层面上继续深入下去。正当此时，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一批翻译研究者。他们与文化学研究者合流，把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探讨，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口号。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过程，大家都比较熟悉，本文不准备重复叙述。我想把重点放在探讨这一“文化转向”对译学发展的意义上。 首先，我认为，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最大的贡献是极大地推动了译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1989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但是国际上真正形成气候是在1990年苏姗?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弗维尔主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书（1998年重版）提出的“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之后（方梦之，2006：1-6）。文化研究在过去十年可谓“气势恢宏”（李德超，2005）。“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学派——文化学派（《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出版前言》）。从此，每年有许多翻译研讨会在世界各地召并；许多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