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和海西建设.docVIP

海洋性不仅使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极具区域特色，而且是闽商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支持。事实上，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闽商是老欧洲了解中国的第一窗口。在16－－19世纪，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东来的时候，闽商是唯一的一支能与他们进行对话的力量。持久、规模化的闽商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是世界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圈的建立。闽商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历史也在闽商的身上落下了诸多的尘埃。今天，当21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把再一次的机遇放在福建人面前时，我们重振闽中雄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拂去尘埃，寻找造就辉煌的文化支持是我们讨论闽文化意义所在。　　　　闽文化的特色是开放与冒险　　　　我们认为“闽”是自古以来就在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族类。闽文化的特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山”、“滨海”抚育了闽人的海洋文化。历代从北方入闽的汉人和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都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情愫，在福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们于闽文化的开放、冒险精神一拍即合，演绎了数千年的海上发展史。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像“闽”这样的海洋族类，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闽文化代表了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发性力量。早在周朝的典籍《周礼》中就有对“闽”或“七闽”的记载。在先秦既已存在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闽人“以海为田”、“以舟为车”。闽族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可用“滨海”、“多山”来概括。应该说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先民们为在该环境中得以生存而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结。我们相信这些“行为方式”起码由两个不同的层面构成：核心文化与次要文化。所谓核心文化是与生计活动相关的一群特征，由于其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或是改变环境的漫长阶段里，该核心文化在特定的区域中不断得以加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评判标准、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与审美原则。可以说，核心文化决定了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易受外界的压力或是内部的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区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以闽文化的主体区域之一福建为例，福建多山，自古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多山”成就了“七闽”之地作为独特文化区域的存在，“山”与“水”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保障了物种与资源的多样性。“多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福建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2·39％，“山地丘陵所占比例之大，在全国沿海各省区与亚热带东部各省区中居前列”。（福建省志 地理志第一页 方志出版社 2001年12月）更重要的是福建的“山”使得福建的水系相对独立、完整，在工业文化改变福建人的生活方式之前，这种水系对闽族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福建省绝大多数水系发源在省内、流经省内，并注入福建海域。只有个别河流发源于本省而流入邻省，如汀江的下游韩江；或是发源于浙江而流入本省，如交溪、建江的个别支流。而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的“七闽”之地。　　 滨海是福建地理环境上的另一特征，它造就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冒险与开放；其具体表现方式就是形成了出海打拼的集体无意识。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与东西部的洞宫山成为福建与西、北内陆的障阻；而向东、向南的海洋发展却是闽族先民更可能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目前，福建的海域面积为13·6万平方千米，其中200米等深线以内的近海渔场面积就有12·51万平方千米，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千米）还大。且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近岸岛屿星罗棋布，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在远古时代，同样的自然条件使得沿海的闽族先民更多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们认为闽族的文化特质是海洋文化的生态依据。　　中原汉人大规模移民入闽的有军事行为和避难行为两类。由于福建的地理环境历代朝廷对其用兵多采用军屯制，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出兵灭闽越；三国孙吴对闽多次用兵；唐高宗从总章二年（669年）始，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5000千余人，后又援兵58姓，共万余人入闽。中原汉人避难入闽，大规模的也有两次：唐末，河南王氏以及随后的36姓落藉闽地；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入闽者。此外，各个时期因灾荒、战乱、疾病流行以及各种原因而零星入闽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以汉朝为界，从远古就有的小规模入闽移民，都消融到闽人之中了。从汉到三国，闽地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晋经唐到宋，经过几次民族融合高潮，闽地人口逐渐改变为以汉人为主。入闽的汉人时间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安分者，就像当年乘上“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