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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八月时评（四） 马云遭逼捐，别一味指责道德绑架 自8月12日天津塘沽爆炸发生以来，各界人士发动爱心捐款对其进行援助，而马云动静如何成为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焦点。目前，马云微博已沦陷，微博评论被清一色的“逼捐款”留言所覆盖。不少网友指责马云“为什么不给天津捐款”，“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你捐了就等于我捐了”，“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观察者网8月16日） 每到特定时刻，诸如逼捐、比较捐款额的多少之类的事，似乎总会发生，而且每每成为舆论热点。好在逼捐的网友声势浩大，反对逼捐的人也不在少数。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马云的钱也是自己努力挣来的，动辄逼捐是在道德上强奸马云，并且这种道德绑架在中国似乎越来越流行，简直就是一种勒索。这种舆论交锋，大体可以视为慈善意识进步的一种表现。 无论是逼捐者还是反对逼捐者，其实都可能操了不该操的心。2014年胡润慈善榜显示，马云以145亿元捐赠额成为“2014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时成为“2014大中华区最慷慨的慈善家”。资料显示，马云一直热心公益事业，成立阿里巴巴基金会和马云公益基金会，并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等灾难中多次捐款，帮助受灾地区。以马云一贯的表现来看，此次天津塘沽爆炸事件，应该也不会甘于人后。 “你有钱就得多捐”，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慈善的首要原则就是自愿，而非富人的法定义务，哪怕你是中国首富，也完全有权利决定捐与不捐、捐多少，无人可以强迫，更没必要挥舞道德大棒。根本上，就是一个私有财产权处置的问题。如果根据一个人财富的多少来决定其慈善义务，首先要面临一系列的技术性困境：拥有多少财富才算是富人？捐多少才算合格？恐怕很难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舆论而形成的外在道德压力，会让做慈善变成一种规定动作，而每个人都不愿意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这将挫伤富人做慈善的积极性和源动力。 不过尽管如此，我也不认同用“道德绑架”、“道德强奸”的字眼来形容网友的逼捐之举。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富人阶层为慈善多做些贡献，是一个文明社会基本的价值观，也符合公众的道德期待。问题在于，这种约定俗成、无须用言语来表达的道德自觉，很多富人并没有意识到。现实而言，中国富人阶层的慈善热情和慈善贡献，与其财富并不能匹配。在慈善方面颇有建树的马云此番被逼捐，很有点无辜“躺枪”的味道，网友是借“马云”这个最具财富辩识度的符号，来表达对整个富人阶层的不满。 “逼捐”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行为，但其形成却有着内在的社会根源。很多人都注意到，每到发生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的慈善事业就显得格外的热闹和发达，从企业家到大小明星个人奋勇争先，唯恐落于人后，原因很简单，这个时候公众人物特别容易受到关注，捐款成了一种站队表态。做慈善当然不是不能有个人诉求但久而久之，就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思难定势，似乎富人们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想到做慈善，因而捐与不捐、捐多少，就直接决定了公众对富人形象的评价。而事实上，慈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事业，功夫在平时，如果我们的慈善机制足够健全，慈善资金足够丰沛，富人们把慈善当成一种自身的责任，并没有必要毕其功于一役。 马云遭网友逼捐，与富人阶层在慈善方面不够积极主动，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对于此事，网友需要反思，富人也需要反思。高喊“你有钱就得捐”，或者一味指责和批判道德绑架，都有失偏颇。 瑞海的戏码都不新鲜，如此行事的企业恐不少，查清瑞海的问题，更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清除病灶，防患于未然。 深夜里的一场爆炸，将瑞海公司的“神秘控制人”推向前台。新华社调查发现，曾任中化集团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的于学伟，是瑞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公司55%股份，股份由妻子的表弟代持。董社轩是瑞海公司二股东，通过高中同学舒铮持有公司45%的股份。董社轩证实，其父是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 真相开始一层层剥开，尽管仍是局部的、残缺的，但已让人黯然与悲怆。从成立一家公司到获得危化品经营资质，瑞海公司用一年半时间，走完了所有该走的流程，拿到了所有该有的认证。如此神通，诀窍何在？是关系学。董社轩说：“我的关系主要在公安、消防方面，于学伟的关系主要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方面。”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拼关系的背后，无甚新事，仍是拼爹或拼权力。环评民意调查，神奇的“没有反对意见”，于学伟和董社轩是如何摆平的？瑞海公司拿到安评报告稍有曲折，由于危化品仓库离小区太近，不合规定，第一家安评公司“安评做不下来”。“于学伟说别管了，他来弄，后来又换了家安评公司，结果就弄下来了。”如此长袖善舞，节节制胜，难道没有猫腻？ 不按套路出牌，不把法规放在眼里，奉行摆平思维的于董二人最终点燃了爆炸的引线。而那些被摆平的人，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有个细节不得不提，董社轩说：“公司成立时，我去找的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人，说想做危化品仓储。当时我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