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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杂说》 唐宋散文演变大势： 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二个繁荣时代 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文体；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带来了散文创作的个性化与风格的多样化； 散文体裁的变革与题材的开拓； 散文创作技法的日趋丰富； 散文语言的充分变化：高度个性化，更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学习要点 一、明清散文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李贽的传奇人生经历 三、李贽的著述与成就 四、李贽的文艺思想核心——童心说 五、《焚书·杂说》文本阅读 六、《杂说》的文学思想 七、《杂说》的艺术特色 八、独抒性灵——明清文论之新变 九、文章日丽——明清散文创作之新变 十、思考与讨论 一思想文化背景 明初的百年间，程朱之学是钦定的官方哲学，在八股考试制度的配合下，牢牢控制着士人的思想。到了正德、嘉靖之际，这种思想界的大一统局面始被打破。 有明一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起承转变：明人弥尔岐在《篙庵闲话》卷一中论道：明初，学者崇尚程朱……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设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 明代的散文新变——“文章日丽”，首先是由“议论日新”而导引的。这种“议论日新”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及其先导王阳明。 王学的主要思想 王阳明公开批判程朱，以“心学”与之抗衡。 阳明之学的核心是“良知”说，即以个人的“良知”替代高高在上的“天理”而成为道德的根源，成为一切社会价值的赋予者。 力主做人应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能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脚下。 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作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二李贽的传奇人生经历 泉州人氏，祖上颇多经商者，曾娶色目人为妻，家族中宗教信仰亦很复杂，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有虔诚信徒，而儒学也有影响。这使其家族传统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华夏主流文化。 幼时已“不信道，不信仙释”，“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甚至产生了“欲弃置不事’”的念头。 以“此直戏耳”的态度应举，竟在26岁轻易中举入仕。其后28年间，曾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等微职。 宦游期间曾先后与王门的焦竑、耿定理、王龙溪与何心隐交往，深受其影响。 55岁退居龙湖十年，标举“为己”、“自适”的人生准则，自居于“异端”。不仅“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而且“落发毁貌”，故意“处于众人之所恶”，与他的一些女性崇拜者书信论道，并公开为女子的才智能力辩护，激起官绅的攻讦。 曾三次会见利玛窦，并对利玛窦的思想观点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 。 万历30年，李贽遭弹劾死于狱中，时年75岁。 读书乐并引 ……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乐学，故作《读书乐》以自乐焉。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振林鹘。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何敢从容！ 三李贽 的著述与成就 一生著述皆成于居龙湖期间。 《焚书》及《续焚书》为卓吾的诗文集，主要收录其书信、杂著、史论与诗歌。 “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文学批评方面，有《杂说》、《童心说》、《忠义水浒传序》（均见于《焚书》），及《水浒传》、《琵琶记》等书的评点。 “狂狷”精神贯穿于他的文学批评之中，成为立论创说的原动力：“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 卓吾独特的思想风格反映到他评点的风格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小说批评自身有风格可言，当自卓吾始。 四 童心说 内容： “童”即儿童幼稚之心，其深层含义是“真心”。主张文学艺术创作要强调真情实感。以“真心”、“自然之美”是评价文学的标准，认为只要“童心常存”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由此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