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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理論概述 /zh-tw/%E9%A3%8E%E9%99%A9%E7%A4%BE%E4%BC%9A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因為所有有主體意識的生命都能夠意識到死亡的危險。的確，風險是與人類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後隨著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徵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產生了現代意義的「風險」並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雛形。這體現在兩點：一是風險的「人化」。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範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占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占主導；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範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範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1au) 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災難悖論」理論 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普里特威茨認為，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拉什是從批判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無法準確地描繪出我們當前面臨的景況，因為風險並不是有序排列，帶有明確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他認為，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仍然屬於制度主義者，他們將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範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與風險社會相反，風險文化是混亂無序的，呈現出一種橫向分佈的無結構狀態，並且是以關註社會公共事務為基礎的。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個公眾關註的熱點和難點，並且通常把它稱之為社會的焦點，先假定有一個確定的、制度性的、規範的治理範圍，並且每一位單個的社會成員為了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有一個等級秩序。相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個確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個需要通過自然調節的非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依存於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會狀態之中，其傳播不是依靠程式性的規則和規範，而是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在風險文化時代對社會成員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規條例，而是依靠一些帶有象徵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為風險文化中的社會成員寧可要平等意義上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也不要等級森嚴的定式和秩序。風險文化中的不確定的準社會成員可能是一盤散沙式的集合體，並且他們是不太關心自身的實際利益的，他們只是對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比較而言，他們對於風險的分析更為全面深刻，儘管依然帶有拉什所批評的用一種制度結構替代另一種制度結構來應對當代失去結構意義的風險的缺陷。貝克聲稱自己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建構主義者」，而是「制度主義者」。制度最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對他來說，責任包含在簡單現代性的「保險原則」 中。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