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史学阅读,提高史学素养(深圳2016.11)资料.ppt

有效解决历史教学中“巧妇”与“米”之间的突出矛盾，确保史料教学时史料选取的典型性、史料解读的科学性、史料运用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后人研究戊戌变法，多依据当事人康有为的《我史》（1953年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书名出版）和《戊戌奏稿》以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奏稿》和《戊戌政变记》，存在着大量故意作伪造假或有意夸大修饰的内容。因而，我们如果想从中选用史料，还应阅读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历史教科书或历史教师经常会引用陈毅于1951年2月11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时，所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此论点并无不妥。 淮海战役另一位重要指挥者粟裕的分析更全面：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据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大连创建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兵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生产出的各式炮弹及大量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及华东战场。 1949年1月，粟裕在前线曾写信给建新公司经理：“朱毅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们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刘少奇曾赞誉：“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伍修权回忆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原则，建新公司的产品以绝对多数供给华东作战，这一条讲得很清楚。”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数据。1937年9月26日中午，林彪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歼灭一千余人”。但是朱德、彭德怀在26日早晨即根据林彪9月25日的电报，推测歼敌“约四五百人”，并发给毛泽东。毛泽东以八路军参谋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 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捷报》是这么描述的：“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 那么到底哪个史料的可信度更高，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 九一八事变后，究竟是谁下令不抵抗？学界曾认为系蒋介石所为。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张学良的回忆录。 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是蒋介石下的令，其证据是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 按理说，作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回忆录应是可信的，但这又与张学良的回忆录形成冲突。那么到底谁的回忆录更准确，杨天石认为，学界没有看到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往返电文，而且与其他史料（特别是蒋介石日记）比照发现，事发当日蒋介石并不知晓沈阳的变故。更关键的是，郭维城于1934年才开始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基于各种史料分析，郭维城的回忆录涉嫌造假。 2016年北京文综卷中第37题 材料二 严复认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1912年，蔡元培批评清政府的教育宗旨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按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问题：概括中国近现代教育目标的特点。 清政府1904年、1906年：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严复对教育目标的认识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 如梁启超特别强调培养新民。 晚晴时期，清政府及洋务派等在教育目标上的认识基本趋同，而维新派思想家在教育目标的认识上与清政府及洋务派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化、笼统地概括晚晴时期的教育目标。 1915年，袁世凯颁布《颁定教育要旨》，规定教育宗旨是：“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 1919年，教育调查会公布《第一次会议报告?教育宗旨研究案》，提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 。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体现“三民主义”特色的《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