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的天,应该是明朗的天、法治的天——李庄为杨金柱诉重庆江北机场侵权案代理词.docVIP

山城的天，应该是明朗的天、法治的天 今天，又一次站到这似曾相识的地方，面对庄严国徽，心情难以平静。 三年来，世事沧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身份被来回变换，而这来回变换的身份既浓缩了我的人生悲欢，也折射了法治艰难，国运变迁。 我惊叹，有许多人曾因我而受到无辜牵连。我感激我的当事人杨金柱先生当时对我的关怀声援。很遗憾，今天，我不能以律师身份为我的律师当事人提供援助，只能以公民名义接受本案原告杨金柱先生委托，代理其诉重庆江北机场有限公司侵权一案。 应该指出，本案貌似一个平常普通的偶发案件。但却非同一般，它，与我所经历过、目睹过、了解过的其他许多案情一样，在这西南山城，在那特定的岁月里，是必然发生的事件。正因如此，它所承载的历史烙印，所折射出的法治背景，以及案情细节所蕴含的法律含义，其分量与重要，对现实与将来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而又意义深远的。我之所以代理本案，可以说，是同行友情激励我来，责任义务要求我来，社会正义驱使我来，法治理想呼唤我来。我，必须重返山城站到这里，责无旁贷。 下面，依照事实和法律，发表本案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从情义角度，代理此案 2011年4月18日，原告杨金柱因“李庄漏罪案”只身赴渝，为了维护正义、维护法律尊严，杨金柱律师挺身而出，前来为蒙难的同行呐喊、鸣不平。他一下飞机就遭受到围攻，一群人举招牌、拉条幅，起哄围堵寻衅，在机场大厅，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人对原告肆意进行侮辱诽谤，捏造“骗款130万”虚假事实，网传全国甚至境外。当时，本人身陷囹圄，对外边发生的事，全然不知。 泥泞识马，患难知人。出狱后，当看到与我素昧平生的杨金柱与李庄名字并列在一起被打成“黑心律师”时，我被震撼了，那一刻的感觉刻骨铭心，除了震惊、愤怒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感动，这份感动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在我蒙冤时为我奔走呼喊的专家学者，那些仁人志士；更忘不了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同呼吸、共担当的同行手足。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想到杨金柱律师在乌云摧城时所受到的屈辱，我没有理由不站在这里，为他伸张正义、讨个公道。如果，当无尽的希望被野蛮和荒谬一再裹挟，法律人没有新的觉醒，那又岂止是法治的悲哀，所以，律师应该从众多的围观者中挺身而出，去揭露黑幕，去还原真相，因为，忠于事实，追求正义，是大家心中的永恒。 二、从事实角度，解析此案 杨金柱律师在重庆机场遭受围攻一案，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利，通过对相关事实、证据、法律的梳理，归纳三点如下： （一）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国际机场的管理者，在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有组织、有部署且声势浩大地围攻原告长达十几分钟之久的情况下，竟然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原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措施，况且围攻发生的地点距离机场警察办公室不到十米！不得不令人质疑，如果没有安保人员的默许和授权，实在难以想象被告管理下的机场怎么会有如此之慢的反应！ 换言之，即便安保人员是在围攻进行了十分钟之后才在原告的大声呼喊中有所发觉，其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也令人不敢恭维，而且也是违反了法律对于公共场所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规定，有关管理者亦难辞其咎。 《侵权行为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本案，被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被告怠于履行该法定义务，已实属不作为的民事侵权。 （二）被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正是由于被告消极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导致一个外地来渝的律师，被早已“埋伏”在机场大厅内的数人围攻，包括对原告的口头侮辱诽谤，以及通过打横幅的方式捏造事实、在公共场所公然侵犯原告的名誉权，更有甚者，有的人强行拉原告的随身行李箱！该侵权行为不仅危及到了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口头、横幅形式的肆意侮辱诽谤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名誉权。被告在事发后长时间不予处理，是放任原告的人身和财产同时处于危险之中的严重失职行为，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被告应当依法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 被告的不作为侵权，进而导致原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之后被告的名誉权更是遭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且该损害于被告的侵权行为之间有当然的因果关系，依据法律对于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原告对被告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完全合理合法。《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