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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 方志远、李晓方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提要：本文考察了明代苏州、松江、江西、浙江人“毋得任户部”这一地域和部门回避制度的发生、实施及社会政治背景，得出以下结论：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苏松江浙吏不得为户部吏；但前者为“祖制”，后者是“成例”，法律地位不同。二、“祖制”针对的首先是苏松籍官员，目的是坚持苏松重赋，发生时间在洪武七年之前，最晚不超过十三年；“成例”针对的是苏松的吏员，以及作为其后备力量的“市井之徒”，原因是民风“谲诡”，发生时间应在洪武十八、九年间，二十六年确认。三、江西和浙江人不得任户部，是因为二省的经济地位、民风士习与苏松相似，发生时间在洪武十五年前后。四、“祖制”在洪武后期有所松动，并成为建文时苏松江浙人仍得官户部的依据；永乐初对建文改制的全盘否定，以及由周忱戴衔户部而发生的变故，遂使“祖制”二百年不变，而明代国家财政、政治体制及“南人”与“北人”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实起决定作用。五、“成例”在万历时被视为虚文，是因为此时户部十三司胥算皆“浙东巨奸”。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与绍兴、宁波等处多“戏文弟子”、多“小唱”“娈童”密切相关。六、通过扼制“南人”特别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士人，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达到南北平衡和政权巩固，是明代政治体制和统治方针的基本特征。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正体现出这一特征。虽然这要以牺牲局部的经济发展为代价，客观上却保证了政治大局的稳定。 关键词：明代，部门回避(户部)，地域回避(苏州、松江、浙江、江西)，南人，北人 明初废中书省，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六部之中，吏部位最尊，户部权最重。对于户部官员的任命和吏员的参拨，明太祖曾作出重大决定：直隶苏州、松江二府和浙江、江西二布政司之人不得为户部官，其吏不得为户部吏，即在任用户部官员和吏员时实行地域(苏松江浙)回避、在任用苏松江浙人时实行部门(户部)回避。这一制度几乎与明朝相始终，为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的不二现象。学术界于此虽然多有关注，然未遑作深入探索，故有关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澄清。本文将讨论这一制度的发生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制度的实施及变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并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对明代国家制度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 弘治《明会典》载：“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又载：“凡江西、浙江、苏松吏，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许于户部内用。” 万历《明会典》载：“凡户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凡户部吏，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许用江、浙、苏松人。” 《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二十六年，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这是有关明代任用户部官员和吏员实行地域回避制度的三条权威性记载。三条记载基本相同，但也存在差异。正是这些被忽略的差异，掩盖着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实质内容。 差异首先表现在制度的发生时间上。弘治《会典》将苏松江浙吏不得任户部系于洪武二十六年，而于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却没有说明发生的时间。《明史》和万历《会典》则将二者均系于洪武二十六年。 其次表现在制度的发生方式上。在弘治《会典》中，苏松江浙吏不得用于户部的发生方式是“奏准”，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的发生方式虽未明言，但从行文来看，应该是“诏”、“谕”、“制”之类。而万历《会典》记载的发生方式均为“奏准”，《明史》记载的发生方式均为“令”。 其三表现在制度的限制对象上。弘治《会典》明言，苏松江浙之人不得为户部官，苏松江浙之吏不得为户部吏，其间有“人”与“吏”的区别。而万历《会典》和《明史》均记为苏松江浙“人”，扩大了限制的范围。 万历《会典》及《明史》通过对弘治《会典》的修正，达到了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于是时间划一为洪武二十六年、方式划一为“奏准”或“令”、限制对象划一为苏松江浙“人”。 但弘治《会典》的不划一，正有其不划一的理由。其编撰《凡例》定：“事类纲目，一依《诸司职掌》。……以年月先后次第书之。或岁久卷籍不存，不能详考者，则止书年号(原注：如洪武初之类)；又不能详，则止书曰‘初’、曰‘后’。……其无所考见者，不敢臆说，宁阙而不备。”又定：“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敕’；臣下所奏，则书曰‘奏准’，曰‘议准’，曰‘奏定’，曰‘议定’；或总书曰‘令’。” 万历《会典》也有其编撰凡例：“《会典》旧列诸司职掌于前、历年事例于后，然职掌定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不无先后失序。今皆类事编年，凡《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 两部《会典》均说到《诸司职掌》。陆容有这样一段记载： 《诸司职掌》是唐、宋以来旧书，本朝因而损益之者。尝见书坊小本，户部所属民、度支、金、仓四部，刑部所属宪、比、司门、都官四部，盖唐制也。洪武二十三年，改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