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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行茶——源于安化的茶商通道不能草率定义 每一条路，都历经了探索者艰难的跋涉，时光中足迹的累积，往复间留下的情绪牵挂，逐渐线条清晰。但其后，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跨越代际关系的去为同一件事奔，当我们在新时代蓦然回首的时候，古道苍茫，人烟已逝。但那些断壁残垣间留下的叹息已经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线性遗产。时间，让这些遗产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情凝望时显得扑朔迷离。而伴随着学术上对散布在我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网络不断研究深入，我们似乎感受到，细节分类与整体呼应、地域差异与大局统一等方面制造的勾稽关系让人难以厘清。这种局面，既给我们制造了兴奋点，又让我们陷入研究的窘境。但不可否认，前期云南、四川等地的学术前辈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塑造了学术精神的榜样，建立了后续研究的参照坐标。但这并不不意味着，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拿来主义”，以浩大的声势张冠李戴的窃取别人的成果为己有。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基于此，我们在重新审视当年晋陕茶商从安化出发的这条线性遗产的时候，认真比对安化至西北线路上的特征，结合时代背景，查阅相关资料，访问茶商后裔，认为安化至西北线路既不能荒唐的定义为“茶马古道”，更不能草率的淹没在“万里茶路”的支线中。它有自己独到的魅力所在，它作为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胆商业尝试，被晋陕茶商将其纯商品属性推上了历史至高点；它作为我国重要的民生物资纳税，曾经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另一条赋税来源。它参与了封建社会末期商人制造国家财富的大事件；它参与了我国金融体系萌芽时的金融概念测试；它参与了近代史国家采用经济学原理宏观调控边销体系的尝试；它是近代史上通过商人的互动进入皇家视线成为贡茶的典型蝶变；它也因茶叶改变了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诸多征兆在提醒我们，面对这条茶路，还应该要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能草率的与主流热点挂靠。 安化，以黑茶闻名于当世，我们细数其进入内地市场，进入大众视野其实也不过近十来年的时间。在初期，它依附在“茶马古道”支线体系中。近期，当万里茶道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它又热衷于附庸在那条尚未形成学术框架的空泛概念里。这种飘忽不定的身份定义，让很多人陷入了困惑。如今，我们如果分析安化茶路的特征，可能很难与这两条线性文化定义属性完全重合。 首先，茶马古道的概念定义，前不久，著名茶马古道研究学者，云南茶叶复兴出品人周重林先生在杭州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中做报告时讲到：茶马古道是指以茶为传播、贸易和消费主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手段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这个定义中的“马”是一种运输工具。在安化的茶叶运输中，确实存在马帮运输的痕迹，但并不是主要。在晋商留下的《大德诚文献》中提到“风暴日期，行船宜忌”。从正月到第二年腊月，对于江上风暴做了说明，并且在六至九月的部分风暴后面提示“极准”字样。这些提示，都是晋商运输队伍长期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可能得采集记录数十年数据分析整理，才能标注出“极准”的字样。同时，在安化的茶叶集散中心，东坪、黄沙坪、江南坪、小淹等茶行云集之地，也是天然码头的所在地。很多茶行直接沿江设置自己的运输码头。安化深山间溪流密布，当年运输毛茶及鲜叶的麻溪排帮也是最著名的运输大军。从茶园到茶行，安化深山密布的溪流间高唱着排帮用竹排运输茶叶的号子；从茶行到茶市，大小船只过资江入长江，抵达汉口等重要集散码头。从湖北，入河南，抵达河北再进入晋陕集散地，在进入平原运输大道之前，安化茶巧妙的借助了水路运输优势。这应该是有别于云南马帮和四川背夫的运输条件了。安化茶，部分路段借助了马背力量运输，但完全将其定义为马背运输，还不足以突出其运输特征！ 当然，对于茶马古道的定义，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孙华教授曾指出：它是泛指古代中国西部地区负载有特殊功能的道路系统。这种特殊功能主要是为古代中央政府以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专项贸易。他把定义中心放在了交易事件上面。以茶易马的国家政策所穿越的线性区域，形成的文化遗产景观属于茶马古道的范畴。我们不排除部分文献中指向安化茶也曾参与到以茶易马的历史互动中。但这并不是这条线路的唯一。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与滇藏道和川藏道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对茶叶作为商品属性的自觉选择。 在以茶易马的政治活动背景下，云南、四川直接成为官方主要的茶马交易货源地。两湖地区，只是作为一种货源补充。在北宋建立初期，长城沿线的草场被辽国、西夏占据，虎视眈眈。宋朝为了保证朝廷对于战马的需求，于是致力于向西部高原诸部族买马的策略。当时的云南在宋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仅四川产区难以满足大量的易马需求，于是开始开辟更多的茶场。《安化县志》中记载：乃设茶场于资水上，置专官戍守。当时的安化，并不是主流，我们在《宋史·食货志》中可以窥见： “宋初，经理蜀茶，置市于原、渭、德顺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