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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人文何为？ 作者：柳延延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网络版 　　———柳延延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柳延延 1945年生，湖南长沙人。196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对科学、宗教、艺术中的哲学问题有广泛的兴趣。曾发表专著《概率与决定论》。代表性论文有《人是机器？———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科学在当代的处境》。发表随笔《爱因斯坦如果在天有灵》等。 　　最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在讨论当一个新的科技产品需要以人做试验时，有没有告知的义务，需不需要进行一番伦理评价，一个年轻的与会者插话说，科学家拿小白鼠做试验，不需要告知，人不也就是一团分子、原子组成的物质，为什么需要告知，不告知就是违反伦理的呢？这个后生的话叫我警惕起来，并让我有了要谈一下这个话题的冲动。 　　科学与人文提供的知识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之两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视为工具，而人文（以诗歌、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形式）提供的则是目标———理想、价值和美感，科学提供的应当是引导我们有效地达到理想之彼岸的知识。因此，在文化中科学与人文是我们人性中互补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应当是富有建设性的共存关系。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人概括为科学昌明的世纪、人类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提高的世纪，但也是暴力的世纪、对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世纪和精神疾病大流行的世纪。这样一些特征集中在一个世纪，并且没有迹象表明，那些破坏性特征会在21世纪发生改变。显然，不能将科学昌明视为暴力、环境破坏和精神障碍发生的原因，但它反映出的却是人文知识相对落后于科学知识的状况———“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 　　人类会被技术的想象力带到哪里？我们不要以为技术的想象力就是人的想象力，技术的发展有它内在的逻辑，它摆脱了人，成了一股自主发展的力量，这才是它的可畏之处。 　　科学提供的事实性知识挑战着我们传统的人文知识。在事实性知识铺天盖地地向我们人类涌来的时代中，我们准备好和这样的时代相处了吗？ 　　今天我们讨论科学的负面效应，简单地将科学产生新技术，新技术产生原子弹和化学农药，原子弹和化学农药给人类带来核威胁和环境污染，是过于表面化了。也许问题在于，事实性知识也在重塑着目标和价值。在传统社会，人文知识有宗教（或类宗教）的背景，神秘感和敬畏之情是理想、价值和美感得以建立的基础。可是在科学时代，事实性知识解构着这个基础。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电影《甜蜜的生活》的开头有一个情节：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被吊在一架直升飞机上，以此隐喻着技术专家统治对传统的胜利。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 　　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上帝和神秘感的自然，只有现在还不知道，但相信以后一定会知道的各种存在物。这不可避免地敞开了“取用自然”的视野和胆量。“知识就是力量”是这种意识的最早觉醒。于是自然不再是人类的家园，大地不再是人类的母亲，它们都只是人类用品的“大仓库”，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今天中国人对黄河、长江已没有了李白那个时代的想象和意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只有水量的大小，泥沙的多少这些“技术运用”的意义，今天谁还能写出李白那样美轮美奂的诗句？美感和意义的消失对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是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今天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不高与此有关。问题还在于，事实上我们直到今天还没能很好地理解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自然的事实性知识，如热力学原理。一味地“取用”自然，带来的是自毁家园。当代的自然生态是以它与人类较量的失败来打败人类，而人类在总体上失败于他的各个局部的胜利成果。这是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我们的新宇宙图景是一个冷冰冰的、失去了色彩和浪漫的宇宙，这可能不是新宇宙论的错误，而是因为我们的时代缺少了“新的但丁和新的弥尔顿”。须知，但丁、弥尔顿的宇宙之所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辉煌的浪漫主义色彩”，恰恰是因为它吸收了当时科学的宇宙论并将其与伦理和美学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而也加强了它的意蕴和美感。但丁在其《神曲》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幼虫，生下来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毫无防护地飞去受审判吗？“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推动着但丁成为人类灵魂世界的歌者。如果说，在苦难中寻找尊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仇恨中寻找爱心，在炼狱中寻找天堂，是审美活动的根本意义所在，那么，今天在事实性知识的背景中寻找美与意义，难道不是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吗？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全面发展就被视为人文理想的最高目标，但在越来越科学化的视野中，人也被当作“物品”来加以研究和对待了。早在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造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