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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2014-07-29 贺新元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梦”，实质上都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就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命题受到世人的热议，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甚至还出现借议“中国道路”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击中华民族复兴的种种错误论断，炮制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前景不确定论”等等。面对这些，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从时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强大而内在的生命力，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从空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演化的艰巨性与优越性，进而获知“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对于“中国道路”，历史已作答，人民已选择。理论证明不能替代历史证明，历史证明则需要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要靠历史生活来验证。 一、“中国道路”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逻辑是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维及能力，逻辑来自历史，历史是逻辑的实践体现与现实展开。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予以高度重视。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①同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道路”，其上面覆盖着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因此，按照上引恩格斯的话来理解，“中国道路”必然伴有历史与逻辑发展的高度一致，但要洞察其中的本质规定性，必须要搞清楚“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始于哪里？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第一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格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道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位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第三种观点则是把历史起点定位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之路；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其历史起点应该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何来复兴？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剥削的对象，进入百年屈辱阶段。笔者认为，前三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缺乏对历史纵深和国际地缘变化的把握，从而有盲人摸象之嫌。第四种观点则体现了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这也是笔者完全认同的。 “中国道路”是一个时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探索、生成、演化、延伸的。这里的“一定的时间”是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定的空间”不仅仅是指地理空间，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相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时间上，“中国道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空间上，“中国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因此，“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定位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主要理由如下：从外部而论，在西方资本主义以先进工业文明为武器的全球殖民扩张中，在西方人眼里，丰饶的“东方帝国”自然成为其扩张的一个主要对象，1840年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空间上的遭遇在时间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面深度“接触”的关键性一步，尽管这一步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展开的。从内部而论，数千年的封建中央王朝和周边藩属国之间的这种“华夷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下，从来没有出现一个能完全与中国相抗衡或相对称的国家力量。据统计，清王朝在1820年的GDP还占据着世界总量的近1/3。但是，自缚于“天下唯我独尊”之茧的清王朝，无视外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依然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天朝帝国”的“天花板”之下，致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相继落后于西方，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在“洋人”的重击之下慢慢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痍的景象：中国开始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内外结合而论，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分水岭。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传统农业文明在西方新老列强以及新崛起的日本的冲击下慢慢解体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