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钟嵘《诗品序》对“感物说”内涵的丰富.docVIP

浅议钟嵘《诗品序》对“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摘要：钟嵘承接前人的“感物”话题，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命题，同时，又论及四时感物和人生境遇、社会现实等对人的灵魂的触动，认为是这种感物促使了诗人陈诗展义、长歌骋情。他的“感物说”在注重自然感应的同时，又注重社会现实的感应，尤其推崇社会人事中的“怨”，这是对前人“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关键词：《诗品序》感物说内涵 　　 　　钟嵘在《诗品序》开篇提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之后接着写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认为诗是由客观外物的触发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和谐统一。这与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私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和刘勰《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相同。他们都清楚地看到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感活动的关系。钟嵘承接前人的“感物”话题，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命题。 　　一、传统感物的诗意回归 　　由于强烈的政治功利驱动，先秦两汉的感事、感时多借助于某一事件、某一现实来宣扬政治人伦道德的教化，即使是对自然物象的感应，也要将之强行归类到感事、感时与政治人伦教化的门下，认定它就是“言志”的。虽然“天人合一”的论述不断，但在人们当时的文学艺术观念中，自然之物并没有独立，只是充当着人们的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的工具。 　　魏晋时期，自然之物开始觉醒并独立，感物进入了自然和自由的阶段。这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回归。这种回归的背景是儒学式微，淡化了感物的自然和自由的本质，却赋予了感物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儒家所赋予的感物的社会责任在魏晋时期被逐渐忽略，而在南北朝时期又引起人们的重视。 　　钟嵘强调诗歌的感染力量，指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什么造成诗歌的这种巨大感染力呢？“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o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诗人将主观的感情灌注到自己的作品中，赋予诗歌以浓重的情感色彩。“摇荡性情”在这里具有关键作用，只有有了情感的参与，才能是完整的诗歌创作，诗歌才能产生“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感染力。哪些东西能唤起人的情感呢？“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清楚地感觉到了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感活动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的爱和恨、喜和悲这些剧烈的情感，虽更多地与诗人的个体有关，却都能在自然景物中找到对应。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对诗人的情感有促发作用，它能撩动人的思想，触发人的情感，使人产生要表达内心情感的创作冲动。 　　感物引起了诗歌创作的发生，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在一刹那间开始生成。他强调诗歌的“动天地，感鬼神”，不是强调教化，而是凸显感物的社会责任。这意味着，感物的面扩大了，深度增加了，内涵丰富了。钟嵘的“感物说”在注重自然感应的同时，又注重社会现实的感应，注重文学艺术创作感应之于社会现实的责任。 　　在钟嵘的感物的思想中，诗人与社会现实的感应也像与自然物象的感应一样是自然、自由的。而先秦两汉的文学教化是强行赋予、刻意赋予，没有任何自然和自由可言。因此，钟嵘的感物美学不是对先秦两汉感物美学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诗意的回归。 　　二、“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钟嵘“感物说”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开始明确关注社会现实，高扬社会责任，这得益于“物”的视野的扩大。钟嵘的“物”意指两个层面：其一，自然风物；其二，现实境遇和社会人事。这两个层面的物都能与诗人产生感应。钟嵘认为真实的情感不仅仅来源于美丽的自然，更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激荡。在《诗品序》中，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去国离乡、兵灾战乱等社会因素对人们的情感起着生发的作用。钟嵘对“感物说”的理论创新表现在对人与人生活的现实境遇发生感应的阐释上。这种阐释以前代优秀的诗歌《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创作实践为依据，将诗与人的距离无限拉近。从这些感荡心灵的诗篇里，钟嵘看到更多的是不幸和痛苦，这些不幸和痛苦又来源于社会的动荡，来源于朝代的更迭，来源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生离死别，或志不能立，或道不能行等形形色色的人生遭际作用于诗人内心，一旦受到外物的刺激，郁积于胸中的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